但宋人的超脱与达观有时又变得太重功利，这就在宋人的生活态度中形成另一个特点——享乐之风盛行。宋太祖曾以享乐为条件，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重臣的兵权，从此享乐之风盛行。士大夫中一方面造成歌舞宴享之风盛行，生活奢侈无度，另一方面也促使文化素养普遍提高，促成各项学问、艺术与技艺、玩好同时兴盛，培养了单纯从诗艺和学术角度把玩文学的风气。在人生思想方面，理学的主体理性自觉意识和佛老尤其是禅宗的人生哲学，反映了这一时期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服从封建国家的同时寻求个性发展的意愿，深化了他们的人生思考。因此，宋代文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流连诗酒、酬酢唱和、逢场作戏之作，形成了琢字炼句、炫耀学问、追求韵味的创作风气，文学题材扩大到了前人未曾涉及的生活琐事或侧面，如役使童仆、年节风俗、翁媪口角、亵事杂物等，另一方面也以更多的篇幅品味人生，欣赏自然，表现解脱羁绊、恢复真实自我的意愿，乃至直接谈禅论道，诙诡诮谑人生。宋代文学既充分表现了士大夫世俗、庸俗的一面，表现了他们的丰富情感需要乃至势利、腐化的恶劣本性，也展示了他们难以排遣的人生烦恼和精神痛苦，表达了他们对美好人性和自由生活的向往。宋代文学的这种世俗化、个人化的特点，一方面渗透到士大夫文学的各体形式中，诗、文在言志载道的宏篇大制、高头讲章外出现了“犹画工小笔”(欧阳修《试笔》)的精裁巧作、短札小品，咏物题画诗、机趣诗、题跋、笔记、散体赋等十分流行；另一方面则与新兴的市民文学形式相呼应，文人创作也在接受市民文学趣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