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大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恨，帷事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宗皇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应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正东，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于己相侔，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材，是朕之罪一也。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刀不即行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然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常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即诸王大臣会议，岂能别有奇策，只得议及裁减俸禄，以赡军需，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所不及，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概从优厚，然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岂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朕性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
人之们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几，自然多有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士缄然，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
朕既知过，每自克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者改，以致过端日积，愆戾逾多，是朕之罪一也。
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天忠尽，保翊冲主，佐理政务，而告中外，咸使闻知。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译文：我以微薄的才德继承了皇位，已十八年了。自从亲政以来，在纲纪、法度、用人、施政等方面，未能效法太祖、太宗的谋略，因循守旧，散漫懒惰，满足于现状，而且逐步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乃至改变了我满族优越的政治文化制度。目前，国家还没有大治，百姓还不能安生，这是我的第一条罪状。
我从小就遭遇了皇父太宗皇帝的丧事，教导抚养的事情，都依靠圣母皇太后的养育，这恩情无限大，再高再丰厚的东西都不能报答她，我只有每天伺候在她身边，希望尽孝来赡养她，现在不幸的是我这个做儿子的即将死去，我的愿望没有实现，这是我的第二条罪状。
父皇去世时，我只有六岁，不能够批缞戴孝遵行三年的丧礼，每天我都很遗憾，只有侍奉皇太后，听从她的意愿，让她高兴，并且希望她在万年（去世）之后，我做好儿子应该做的（就是守孝），来稍微减轻对父皇的遗憾，而今我却要永远离开母亲了，反而让母亲为我痛，这是我的第三条罪状。
宗亲、诸王、贝勒们等人，都是太祖、太宗的子孙，为国家尽文武之力，理应受到优厚的待遇，来显示我对亲人的关爱。我对于诸王贝勒等人，接见他们我都在正东（尊贵的方位），也很少给他们恩惠，导致族人情谊产生隔阂，没有很好地达到友爱，这是我的第四条罪状。
满洲的大臣们，有的好几代都尽忠报国，有的多年效力朝廷，应该更好地依托他们，使他们发挥所有的才能，我确不能信任他们，使他们的才能无法施展。而且明朝丧国，大多是因为偏爱任用文臣，我不但不引以为戒，反而委任汉族官员，甚至各部院的印信，有时也让汉族官员来掌管，导致了满族大臣不愿做事，精力松懈，这是我的第五条罪状。
我的品性高傲，不能够虚心听从他人意见，在用人之的时候，务求他的品性要和我的差不多，我不能够根据他们个人的才能来使用他们，还总是叹息缺少人才。如果舍去别人短处，利用他的长处，则一个人有小能耐，也能被任用，怎会达到今天这样满天下都找不到人才的局面？这是我的第六条罪状。
设立官职，有品德的人才任用，官员的进退、奖罚不应该忽视，我对于朝廷的一些大臣，明知他们的品德 不好，确不立即进行罢免、训斥，仍然姑息纵容他们，像刘正宗这个人，他偏私、骄躁、妒忌，我全都知晓，却容忍他很长时间在官位上，真可以说是见到贤人不能提拔，见到不贤的人不能贬退，这是我的第七条罪状。
国家的开支非常庞大，兵饷不足，但是金花、钱粮，全都供给给了宫中，从未俭省节约，施舍别处，等到开支不够用了，总是下令开会商议，让诸王大臣们来商议，怎能想到好的办法，只得商量裁减他们的俸禄，来补充军饷，厚待自己，薄待别人，让上级收益，让下级受损，这是我的第八条罪状。
营造宫殿楼宇，制造器具，我都追求精细，让前代、后人都不能达到那种水平，没有用的地方，浪费了很多钱物，我却不能够反省自己，没有体会到百姓的艰辛，这是我的第九条罪状。
端敬皇后对皇太后及其孝顺，并辅佐我，她管理的内政非常好，我根据母后的意愿，追念皇后的贤淑，对她的丧祭典礼异常优厚，但是我只顾任性，不能根据礼法行事，好多事做得太过，太过就是荒唐，这是我的第十条罪状。
我性格喜欢安静，常常贪图安逸，卧在深宫，很少上朝听事，以致很少和朝廷大臣会见，上下级的情谊被阻隔，这是我的第十一条罪状。
人们行事，谁没有过错？对我来说，日理万机，当然会犯很多错误，只要肯听纳别人的意见，就能有过必知。我却总是自恃聪明，不能听纳意见。古话说，好的商人藏货，表面看不出来，有大德的君子，容貌看起来像愚蠢的。我对这句话，大相违背，以致大臣们沉默不语，不愿意奏言，这是我的第十二条罪状。
我既已知道了自己的过错，总是自责后悔，其实空有掩饰，没能改正过，以致弊端堆积，乖戾的事情越来越多，这是我的第十三条罪状。
太祖、太宗创立基业，我的责任重大，好的继承人，不能长时间空着，我的儿子玄烨，是皇妃佟氏所生，今年八岁，非常聪慧，可以继承祖宗基页，现立他为皇太子，立即遵从典制，为我穿孝服二十七天，然后脱下丧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你们都是勋旧重臣，我以真心托付你们，你们一定要尽忠尽力，扶持幼主，帮助处理政务，此昭宣布朝廷内外，让天下人都知道。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实事求是地说，顺治检讨了自己这么多的"罪"，实在是有点过分。这十四条中，第一条可以说是近乎官样文章，有点像今天一些人总结报告中常见的"由于自己水平不高、能力有限、工作做得不好，距离上级领导的要求和群众的期望还差得很远"之类的套话。
第二条、第三条是比较动情的话，福临的母后，即孝庄皇太后，在顺治登基，保住顺治的皇位，帮助他处理对各种复杂的关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福临未能克尽孝道，深感愧对母亲，此情此感，确实是发自内心。
第四条、第五条所说的对满洲亲贵、满洲大臣未能倚重优遇的话有点言不随心。遏制满洲亲贵的势力，大胆任用汉官，正是顺治帝施政中成功的举措，也正是这种以汉治汉的方针策略，使清军入关之初动荡的形势得以逐步稳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顺治在世时一直坚守这种用人方略，对满洲亲贵们的不满情绪一再加以压制。那么临终之时，为何一反平时之态又对此作起检讨呢?这里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福临虽然在治国施政上注意重用汉人，但作为满洲贵族的最高代表，满洲的那些王公大臣，毕竟还是他自己的"家里人"，汉人再能干，也不过是用其所长，再亲也不是"自己人"，满人对汉人的猜忌之心，对顺治帝来说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原因是满洲亲贵纵有种种不满，也是血浓于水，对他们过于严厉也有不妥之处。所以也许就应了那句老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结合顺治多愁善感的性格，临终之时一反常态，念及满洲亲情，就此做些检讨也是情理之中。
第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条所涉及之事，应该说顺治的表现是很不错的，作为一位青年人，顺治在处理军国大事，宫中事务上，每每有超凡之见、超常之举是很难得的，比起前明一些昏愦平庸的皇帝们，顺治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一位皇帝了，尽管如此，顺治在遗诏之中仍在自责自艾，便有点儿我们今天所说的"高标准、严要求"了。
真正应该检讨一下的是第十条，顺治的爱妃去世，顺治确实因伤心过度闹得够呛，朝野上下震动一时。说起来这位董鄂妃确实是位值得人心疼的好妃子，她美丽端庄，善良贤惠，不贪财，不争宠，对上孝敬皇太后，在宫中忍辱负重，以德报怨，与其他后妃和睦相处，太后、皇后及其他妃子生病，董妃可以几天几夜不离病榻，尽心服侍，以致自己由于超负荷的身体透支而多次病倒。董妃的自我牺牲，保障了后宫的安宁，为顺治全力以赴处理政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感情归感情，封建社会皇家的名份、制度是不可擅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