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们党在反对腐败问题上，由事后监督转向事前监督；由守势转向攻势；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
1、由事后监督转向事前监督。改革开放20多年，基本上是向下放权的20多年。在下放权力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权力反向运动——中央向地方各级组织放权，而地方各级组织的权力却向“一把手”集中。中央在向下面下放权力时，没有对下面获得权力者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致使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失去应有的监督。受现行监督体制的束缚，在党内监督上，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这就是这些年几乎是事后监督的原因所在。《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为改变这种状况，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提供了制度保证。
2、反腐败由守势转向攻势。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反腐败斗争开始，虽然我们年年强调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但在实际斗争中却治标不治本；年年强调深入反腐，却年年难以深入。由于缺少主动进攻，反腐败斗争常常陷入被动局面。《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将使我们在反腐败上由守势转向攻势，由被动转向主动。
3、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在我们党的反腐败斗争史上，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三个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运动反腐被果断停止。但是，由于对制度建设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在反腐败上基本是靠领导人的决心和态度来反腐败。“权力反腐”主要依靠权力的干预和影响，而不是依靠法律和制度。因而常常带有随意性、随机性，不可能根治腐败。《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们党的反腐败斗争已经从依靠领导人的政治意愿，转移到依靠制度规范，从而使反腐败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制度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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