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积极的年轻时的
陶渊明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代之际，东晋王朝极端腐败，对外一味投降，安于江左一隅之地。统治集团生活荒淫，内部互相倾轧，军阀连年混战，赋税徭役繁重，加深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岁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同时，东晋王朝承袭旧制，实行门阀制度，保护高门士族贵族官僚的特权，致使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像陶渊明这样一个祖辈父辈仅做过一任太守一类官职，家境早已败落的寒门之士，当然就“壮志难酬”了。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义熙元年（405），他仓促而坚决地辞去了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与统治者最后决裂，长期隐居田园，躬耕僻野。 “桃花源”是陶渊明理想中的社会。要弄清作者理想的实质，必须先看原诗，因为在某些实质性的问题上诗比记还要说得明确些。例如“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正是原始共耕社会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种和平生活的写照；“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说的是没有君主统治，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则是古代理想中的大同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一原则的具体化。概括起来说，这些描写都表现了原始共耕社会的特点。记，则是先通过渔人所见来展示这个社会生活的风貌，从村落、房舍、良田、美池等一直写到男女耕作、老幼欢乐的情形；后通过村人“自云”来揭示这个社会的由来，又通过接待渔人来表现他们的精神风貌。诗和记，二者相互补充，十分清晰地勾出了这个理想社会的轮廓。 应当指出，作者这一社会理想是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的批判，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人民摆脱压迫、摆脱剥削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又带有一定程度的复古倾向，在阶级社会中也只能是一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年），
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
《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陶渊明的咏怀诗以
《杂诗》十二首，
《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
《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是积极的。
一方面，是不积极的，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他是非常厌恶当时这种黑暗的社会的。可是它没有反抗。没有行动上的、真正的反抗，而是隐居田园，这是一种逃避，是不积极的。 但总的来说， 积极的成分较多。 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