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8-29
三国（魏）时期的 是一个确立楷书地位的书法大家他的《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他与卫觊分庭抗礼，形成南北两派的书风. 晋时玄风大炽，谈玄论道，风流倜傥为时代之风气，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一时‘父子争胜，兄弟竞爽’南北 素流传，简牍为多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球，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乃书家所难，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加以陆机。卫瑾。索靖。王导。谢安。 鉴。 亮。待书法世家之烘托南派书法光炳千秋。南朝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子云，陈之智永皆步其后尘。 北朝重厚葬，褒扬先世，显露家业，佞佛造像，刻石为多，余如北碑南帖，北楷南行，北民南土，北雄南秀皆是基差异之处 如论南北北两派之代表作，则是南梁《 鹤铭》。北魏《郑文公碑》可谓南北双星，北派书写者多为庶人，书不具名，故书法时冠冕，被誉为‘书中之圣’，北派王右军。二、 魏晋书法世家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
曹魏政权在曹操统治时期，一方面照顾豪强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给予他们一定的限制。可是豪强的经济势力随着北方经济的恢复而逐渐增长。曹丕称帝，为了取得豪强的支持，不得不对豪强让步，接受了豪强大地主陈群的建议，实行了“九品官人”法，亦称“九品中正制”。这一统治集团内部的选举制度是两汉以来察举、征辟的继续。九品铨定的标准是根据人物的道德、才能和家世，但实际起主要作用的是家世门第。“九品中正制”兼顾到乡豪的传统地位和乔迁的新豪强的政治要求。由于豪强的经济、军事实力已使得三国任何政权都必须取得他们的支持才能建立，所以吴国也实行了“大公平”制，对世族的政治特权给予承认。至此，世族门阀制度终于形成。
门阀制度对此后数百年的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晋政权完全是门阀大族的专政，门阀的政治经济势力进一步增长。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主要是靠以平阳贾充、河东裴秀、太原王沉为代表的门阀势力的支持，所以当时就传言：“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④]。而大中正一职，完全由地方上最有影响的高门望族出身的人物来担任，“九品中正制”成了门阀大族控制政权的手段，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⑤]的现象。另一方面，占田制、荫客制、荫亲属制的实行，使得大族的经济特权同时增长。门阀大族成了西晋政权的支柱。东晋是琅琊王司马睿在南北大族支持下建立的政权，当时士族有侨姓和吴姓之分，侨姓指北方流亡大族，以王、谢、袁、萧为高；吴姓指土著大族，以朱、张、顾、陆为高。北方大族在东晋政权中占有绝对地位，所以侨姓地位高于吴姓。特别琅琊王氏尤为权重，王导执掌朝廷大权，王敦为江州刺史，控制长江上游武装，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⑥]的传言。终东晋一代政权，一直由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几家大族轮流执政，皇帝的权限很小。
世族门阀以宗族为纽带，拥有自己的门生、故吏、宾客、佃客，组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与寒门、庶族之间在社会地位上大相悬殊，不同门第之间，不许通婚，生活习俗，有严格限制。而大族之间多有姻亲，郗鉴之女郗璿为王羲之之妻，王珣为谢万之婿，王珉为谢安之婿……他们为了维护世族的特权，首要的事就是要保持门第的森严。门阀制度规定贵胄子弟不必经过任何努力就可以平步青云，坐致高官；士族子弟们不必为自己的仕途去竞争，不必为自己的生计去奔波劳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从事他们喜爱的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正是这样，门阀制度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最突出的代表便是诗文方面的谢氏家族和书法方面的王氏家族。
魏晋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带来的文艺和审美的自觉则是书法世家得以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曹丕《典论·论文》和《世说新语》等著述来看，在魏晋时期，生命、才智、相貌、仪表等凡属个人之所有都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人们把一直向外的目光转向反观自身，喜出望外地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他们开始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有自己的爱好，甚至一些特殊癖好也能受到人们的尊重。感情的浓厚和感觉的敏锐反映了魏晋时人的感性心灵的苏醒。但“这个时期的人的觉醒只是个体意识的觉醒，而不是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所以这种人的觉醒只具有外于社会的意义，而不具备改造社会的意义”[⑦]。他们只是在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追求人的自由，没有重新思考社会理想，所谓“魏晋风度”正是乱世里的逍遥。
人们首先是自觉地意识到了个体感性的人的美，然后才意识到了文艺和其他事物的美。审美意识的自觉的序幕，是由人物品藻拉开的。汉末政治实用性的人物评论到魏晋时发展成为远远超出政治实用范围的对人物的审美鉴赏。而汉代开始萌芽的对书法的收藏、欣赏、品评的风气到这时更是蔚成大观。“料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或轻拂徐振，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⑧]，成公绥描述了隶书的布局美与笔法的生动多变。人们不再责怪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⑨]，以一种审美的眼光看到草书“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的审美特征[⑩]。杨肇在晋时并非名家，而潘岳在他的悼文中写道：“草隶兼善，尺牍必珍”[11]。子敬少有书名，一日外出戏耍，“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12]。又“子敬往县，入欣（指羊欣）斋，欣衣白新绢裙昼眠，子敬因书其裙幅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13]。这种对书法珍爱和欣赏的举动恐怕只有晋人才做得出。王僧虔《论书》中则记载了另一个有趣的故事：“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忿。在荆州与都下书云：‘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14]。可见，当时书法学习主要还是以家族为单位的，但求美的愿望又促使年轻一代不囿于一家法度。
门阀制度下的书法世家在人物品藻及书法品评风气的影响下，风流相扇。我们且不论他们是真风流还是假风流，是旷达逍遥逸世还是压抑与苦闷中的发泄，在客观上，他们推动了书法在这一时期开始由自然向自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