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刘彻的负面影响.

如题所述

我想汉武帝时期的盛世,是在盛世的光环之下掩盖着许多社会问题,甚至有的是社会危机。哪几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表现在兵连祸结,百姓因此受尽困苦。汉武帝的军事征发,在前面我曾经讲到,这是他建立强国优势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同时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最终都要转嫁到百姓的头上,那么为此生活在汉武帝统治下的臣民,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过于残酷。贾捐之的一番话“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父子都上阵,或死或伤,女的被动员起来去守边防,孤儿寡母在家里,无人,就是说苦告无门,他们要给自己的阵亡的亲人祭祀都找不着亲人的尸首,只好遥拜,这是一种何等残酷的局面。所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要看到。

  第二个方面就是汉武帝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经济开支,导致了民众生活的困苦。在这一方面我们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汉武帝是非常喜欢搞大型的土木建设工程的。汉初建的宫殿很少,因为萧何建了个未央宫太过壮丽还受到汉高祖刘邦的批评,此后文景时期基本没有宫殿建筑的出现。但是到了武帝这个时期,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大兴土木,兴建了若干宫殿群,他把原有的甘泉宫加以扩大,他又兴建了建章宫、明光宫,都是非常大的,规模非常宏大。甚至呢,把他兴建的建章宫、明光宫还有未央宫三个宫殿在空中建成了相连的阁道。汉武帝率领着他的一批后宫佳丽游走其间,可以不经过地面的道路,这是何等大的工程,要费多少人力物力。所以武帝时期的社会危机有的是属于与国家有关的举措,有的呢是纯粹是汉武帝自己的出于专制君主一人的私欲。除了我刚才讲到的之外,还有求仙,为了求仙他被多少方士骗过呢?但是乐此不疲,国家再穷,想办法搜刮民脂民膏,也得供养这批方士。其中的那个栾大,汉武帝封他做什么五利将军,天道将军,地道将军,还封了侯,还把自己的女儿卫长公主下嫁给这位,到了这种程度,花钱花得是太多了。所以,汉武帝时期经济的困境与长期的战争有关,也与这种专制君主个人奢侈腐化的生活直接相关。

  第三个危机是爆发在统治集团上层,表现的形式是戾太子兵变。其实这也是汉武帝晚年一个最大的政治惨案。戾太子刘据因为被人所排斥,这种排斥的产生,与汉武帝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力也直接相关,汉武帝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皇帝,他的太子做继承人,时间也很长。到后来以至于被人诬陷,说是他要用巫蛊之术来陷害皇帝,结果皇帝对他就产生了怀疑。太子要面见皇帝给予解释,皇帝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太子在情急之下起兵来捍卫自己的生命,结果汉武帝下令征讨平叛,一场长安城之内的上层军事滥杀就由此产生。一场战乱下来,当时几千人被杀,朝廷百官牵扯其中的有很多人,事后朝廷位置半空。在事后的追查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各地又有上万人被株连,这是当时的一大惨案。它直接动摇了武帝后期的统治,这是政治上的危机。

  第四个我想说的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在很大程度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秦始皇最后导致了亡国,而汉武帝尽管他的晚年出现了这样的社会矛盾、政治问题,但是呢汉武帝却把他的政权平稳地过渡给他的后继者,靠的什么呢,应该强调的就是汉武帝到了晚年依然不糊涂,靠的一个“轮台之诏”,就是由大臣主要是桑弘羊等人奏请在西域的轮台这个地方继续屯田,并且为此要向百姓多征收每人多征收三十钱的赋税,用于支持这项旷日持久的边疆屯戍。汉武帝下这个诏书,针对着这个奏请下的诏书,历史上称之为“轮台之诏”。轮台之诏的要害是说他自己对以往多年的征伐很有悔恨之心,一方面是不得不打仗,但是战争带来的社会的危机,他意识到了,所以他说现在不是再进行战争的时候了,应该是恢复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鼓励农民重新从事休养生息。这标志着国家的发展重点,从原来的扩疆拓土回归到正常的经济建设。尽管这个诏书公布之后不多久,汉武帝本人就去世了,在他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这个诏书直接产生的作用,但是他的后继者却因为有了这个诏书的存在,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国家的施政方针大纲向和平建设这方面转轨。所以,后来出现了一个恢复发展时期,此后才会出现了汉代的第二个盛世,汉宣帝时期的盛世。所以汉武帝有秦始皇之失、而没有秦始皇之败,关键就在于他还能够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统治政策,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转轨。在这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尽管是垂暮的,但却是对时局了然于胸的有为之主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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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9-20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附: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1]。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第2个回答  2013-09-20
国家衰退
第3个回答  2013-09-20
汉武帝也具有一些常人都具有的缺点,如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

汉武帝和许多的明君一样,也有缺点,他对司马迁所写的史书直言一切避讳而感到不满,就把司马迁给行了宫刑,虽然后来仍然重新起用司马迁来修史书,但已经让修史书的人不敢再如此直言,所以修成的史书都作了粉饰,隐藏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史。

另外,汉武帝对卫青、霍去病等人的矛盾也处理得不好,在任用人才方面,他就比后来的唐太宗略显逊色一些了。

他创造了很多个第一,他是第一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帝,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的皇帝,第一创立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第一个开通西域的皇帝,这些都是汉武帝的功绩。然而他的过错也很大,在位五十四年,有四十四年的时间都在和匈奴作战,连年的战争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国力日衰,人口减半,百姓也饱受战争之苦。在司马迁的笔下,汉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当然司马迁对汉武帝也有褒扬,比如他对汉武帝平叛诸侯王的叛乱、维护国家的稳定是持肯定态度的。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最后对汉武帝的评价为四个字“雄才大略”,这四个字一直沿用至今。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班固对汉武帝的评价采取的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评价标准,也就是班固在《汉书》里面只讲汉武帝的文治,而不提他的武功,因此我们也能从中推测出班固不讲汉武帝的武功其实就是一种委婉地批评。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评价则为:“穷奢极欲,繁敛重刑。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当代史学家翦伯赞的品评则妙趣横生:“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

我们现代人该如何评价这位皇帝呢?首先我们得了解,汉武帝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非常有政治头脑;但又是一个普通人,喜怒哀乐无常。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历史责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杀伐任性;他既立下盖世之功,又给天下仓生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宠爱他喜欢的女人,可是他不仅移情别恋,还为了江山杀掉了自己最宠幸的女人。他绝顶聪明,又异常糊涂;为了传说中的宝马,居然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那这样一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很容易产生分歧,看到明君的肯定他,看到暴君的批判他。我们无法使用单一的标准评价任何人,人性本来就复杂,更何况封建帝王呢!或者他的好发自本心,也可能是笼络人心的手段;或许他的坏是皇权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我们怎么可能一言蔽之、一书尽之?作为皇帝,汉武帝是胜利者,然而作为一个自然人来说,他的一生无疑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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