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三国志》、《五代史》、《明史》等二十四部正史。这其中，“记”、“书”、“志”、“史”等称谓不尽相同，都有着特定的含义和本质的区别。
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西汉时期，“史”、“书”、“记”概念比较混淆，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分。“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例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可以统称为史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来的所有史书都可称为“史”）。司马迁《史记》成书后，没有固定的书名，有的称“太史公书”，有的叫“太史公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书”和“记”的差别不大。需要指出的是，《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到了东汉，班固之父班彪作为一代大儒，有感于司马迁写的史记是一部通史，而且《史记》成书时才是西汉的中期，并没能完整记录下整个西汉历史，所以班彪写《史记后传》以作补充，书未完身已死。班固继承父亲遗志，以《史记后传》为蓝本，撰成《汉书》（一部分由其妹班昭续写完成）。
由于《汉书》是记录西汉时期历史人物事件的史书，为一个朝代（西汉）的断代史，有别于司马迁《史记》是通史，后代史学界便把班固写的这部纪传体断代史称为“汉书”（当然，这里面还有其它一些内容，但不在本问题叙述范伟之内），而把司马迁写的纪传体通史正式命名为“史记”（《史记》遂成为独有的专用名词，特指司马迁写的这部通史）。《汉书》开我国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而后的纪传体正史皆为断代史（不过其中还有细致区分，下面会提到）。
再后来，《后汉书》（东汉）、《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魏）、《北齐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这些正史跟班固写的《汉书》一样，皆为记诉一个完整朝代的断代史，所以无一例外统统用“书”字来命名。只是因为国号重复以及创作时间等缘由，故某些史书有南北、旧新之分。
但唐代李延寿根据南北朝时期通写的《南史》和《北史》，以及北宋薛居正、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旧、新两部《五代史》，虽然也是断代史，却跟前面所提到的史书有着一定的区别和不同。前面的断代史都是以一个朝代为主体中心写就的历史，而南、北史和五代史是纵贯几个朝代连续一体的史书，所以仅从这点上讲，南、北史和五代史更像《史记》一样，只不过是一部“压缩版”的纵向通史而已。所以史学界认为再用“书”来命名这四部正史，显然不准确。所以便改用“史”来命名，借以和前面的断代史划分区别。
到了元代脱脱等编撰《宋史》、《辽史》和《金史》时，虽然这三部史书都是分别记录一个朝代的断代史，跟《汉书》、《唐书》等史书没有什么两样，但因为之前有一部《宋书》是写南朝刘姓宋朝的，跟赵姓宋朝国名重复，又不便把《宋史》称为《赵宋书》而把前面的改为《刘宋书》（以姓来命名史书没有先例），南北、新旧定名更不准确。基于此，为方便起见，故把《宋史》、《辽史》、《金史》统统以“史”来定名。后面的《元史》、《明史》等便都通用“史”字，沿承至今。（还有一点可能跟赵宋的历史定位有关，但也不在本问题讨论之内。）
这里要特殊强调的是《三国志》，它和前面提到的所有史书都不同。既不是通史，也不是以一个朝代为主体的“书”或连续记述几个朝代的“史”。怎么说呢？《三国志》是记录某一个特定时期三个不同国家的“国别体断代史”。虽然也可用“史”来称呼（注意，绝不能用“书”命名，道理同上），但用“志”更能体现出其特有的历史原貌。因为“志”本身就带有横向比较的意思。
解释了这么多，中心思想无外乎一个，即“史”、“书”在一定前提下可通用，但绝不是完全等同。其中的“史”可以代表统称一切史书，但“书”只能代表以一个朝代为主体中心记述的历史。换言之，“史”包括“书”，但“书”不等同“史”。因为“白马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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