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中日两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成败的原因

Question

阐述中日两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成败的原因

Answer 1

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日益强大。日本明治维新后，很快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并把侵略矛头对准中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主要的敌人。

19世纪中叶前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中日两国先后发起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在这场决定两国命运的世纪性挑战中，日本巧妙地摆脱了民族危机，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中国的现代化则严重受挫，深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潭。在大体相同的时间和背景下，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这是中外学界久谈不衰的学术话题。

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同步的，比较观之，早在现代化的启动发轫阶段两国即存在着80余年的“时间差”。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同属“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而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运行来说，往往是先有现代化意识，后有现代化运动，即哪个国家首先对西方文明产生了科学的感性认识，便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捷足先登，占据领先位置。从这一意义上说，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以“有形”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开其端绪的，而是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新的世界观的确立这些“无形”的变化揭开序幕的。在日本，其具体标志性事件是1774年兰学运动的兴起；而在中国，则是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史地研究热潮”为标志性事件。日本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其传统的“三国世界观”非常狭隘，认为世界是由中国、印度、日本三国构成的。而自1543年葡萄牙人始通日本后，随着西方“拉丁文明”的陆续传入，日本的精英阶层开始敏锐地意识到在三国之外，还有一个文明的西洋世界。由此，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世界观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774年，以杉田玄白为代表的兰学家翻译出版了《解体新书》，证明了荷兰医学的正确性，纠正了传统中医理论的错误，由此引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激烈批判，揭开了日本学习西方、追求现代化的序幕。相比之下，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感应则比较迟钝，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开眼看世界的史地著作诞生作为标志，才摆脱了华夷观念和“中国中心论”的束缚，承认西学的先进性，完成了由传统世界观到现代世界观的转变，早期现代化才得以启动。可见，从两国现代化的起点看，日本现代化的启动发轫即比中国早了80多年，这种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时间差”，正是两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与日本早期现代化“先难后易”的推进路径相比，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循着“先易后难”的路径向前推进的。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曾提出一种“先难后易”的现代化方略。他认为：“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求其易。”具体程序为：“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这实际上是根据文明诸层次的主辅地位，将文明分为“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主张循着精神、制度、器物这一“由难到易”的路径来推进现代化。从历史上看，19世纪下半叶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变革虽然没有完全按照福泽设计的方案推进，但大体上是以观念革新为前提，制度变革为基础，辅之以器物文明的移植输入，全面、有序地向前推进的。由于明治维新前日本已有三百多年学习移植西方文化的历史，解决了世界秩序观的转化问题，所以维新后执掌政权的日本社会精英人物对现代化已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明治初年，他们便制定了“求知识于世界”、仿效欧美各国制度、殖产兴业的现代化方略，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立宪君主制，同时还学习西方经济、法律制度，大规模地引进、摄取西方“器物”文化，完成了产业革命，在“制度”、“器物”层面实现了巨大的变革。反观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自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史地研究热潮”兴起以来，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已初步打破了华夷观念的束缚，实现了世界观的转换，为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提供了条件，但由于明清封建统治长期奉行闭关政策，漠视西方文化，导致西学积累严重不足，文化观念的变革幅度不大，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的精英人物对现代化的理解极为肤浅，遂导致中国早期现代化带有层次低、推进速度缓慢的弱点。其具体运行轨迹与同期的日本相反，是沿着“器物”、“制度”、“精神”这一“先易后难”的路径前行的。60年代，洋务派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首先意识到从技术上模仿西方文明的必要性；但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才开始认识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掀起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谋求制度变革；在政治革命屡遭顿挫之后，五四文化精英才在苦闷困顿中萌生文化启蒙的念头，掀起思想革命的狂飙，企图从思想文化角度入手，推进现代化。从中日现代化的早期推进历程可以看出，早在现代化发轫之初，两国便存在着明显的“层次”上的差异。

与日本相比，中国早期现代化缺乏一种“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在非西方后发现代化的行程中，由于其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其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使其社会精英人物的主导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运动的进程，往往起着推进或迟缓的作用。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学术界在解说中日现代化成败原由时，往往把目光投向两国的政治、思想精英，试图通过慈禧太后与明治天皇、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统治人物的比较，来解释两国现代化的成败。但事实上，中日现代化不仅在政治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现代化“发动力”层面存在着差异，而且在“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差异。从总体上看，这一“差异”主要表现为：在日本除了“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推进力量之外，还存在着“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承载力量”，而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上下呼应”的力量格局。在日本，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由于幕府大力提倡学问，奖励办学，在日本3000多万人口中，男子有45％左右的人识字，这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而自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令》，建立近代教育制度之时起，日本的教育事业更为普及，创造了当时亚洲最高的就学率，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国民，为日本现代化营造了一个坚实的“知识底座”；其二是日本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由旧武士、农民、市民等阶层转化而来的实业家，这些实业家具有一定资本、一定事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成为将外来的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强有力的承担者，正是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力量相互呼应，才使得日本的现代化能够较为顺利地向前推进。而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上下呼应”的格局，19世纪下半叶，虽然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传统士大夫仍醉心科举八股，鄙视西学，教育空疏，学风腐败，已达病入膏肓的程度。虽然洋务派也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在顽固派激烈的反对下，应者寥寥，社会影响甚微。直到20世纪初以癸卯学制的颁布为标志，才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学制，这比日本晚了30多年，使得中国的现代化缺乏民间的“承载者”和应有的智力支持。

Answer 2

中日两国维新运动的差异和成败的原因
中日两国，开始革新各自体制的时间大体差不多，都是封建统治的后期，所谓的末世。
中国：清王朝自乾隆中后期开始，政治腐败，社会侈靡，再伴随着人口膨胀带来的生存压力，整个统治逐渐陷入一种典型的王朝后期的崩溃状态。就算没有鸦片战争，清王朝的统治也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危机。
日本：德川幕府此时同样处于危机之中，用在清朝身上的问题，在日本很奇异的同样适用：“政治腐败，社会侈靡，再伴随着人口膨胀带来的生存压力，整个统治逐渐陷入一种典型的王朝后期的崩溃状态”。
中日两国都面临如此严重的统治危机，两国都同样进行维新运动，但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成功，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其原因如下：

政治体制：
中国：秦汉以来就是一元政治，从上而下，都是中央集权。中国的皇帝自古就是强权的产物，统治的基础是军事力量而非人民的支持。
日本：严格来说，日本就只有在律令时代有过一元政治，其他时代几乎都是多元政治。
幕府时代，天皇尽管被剥夺了统治权，但却具有精神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虽然在政治上权利由幕府统治，但是天皇的一道诏书可以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
地方分权。中国除了割据时代，在王朝正常运转时，就几乎不存在地方分权。到了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强化，地方政权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秉承上意，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德川幕府沿袭的是传统的幕藩体制，即在幕府之下，分封诸侯建立藩国，各藩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自主经济发展模式，自定赋税，建立自己的军队。
思想多元。中国传统就注重思想统治，秦汉以来，都是一个中央确定的官方意识形态，用种种的办法灌输给国民，明清更是把这种思想统治发挥到封建时代的极致，可以说，官方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日本政治格局是多元的，决定了思想也是多元的。
经济基础。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石是小农经济。日本，虽然本质上也是小农经济，然则却和中国有大区别。
（1）、日本豪农豪商的巨大影响。商人经济一点点渗透和腐蚀着日本的小农经济，日本的狭小，一旦土地税不足以支撑武士开销，唯一可行之路，就只有求助豪商，这样豪商的影响必然坐大。坐大的豪商进一步控制藩内经济，又进一步加剧藩内武士的经济危机。如此恶性循环。到开国时，豪商阶层已经是日本重要的社会力量。
（2）、中国，尽管中国也有着巨大影响的大商人，但是中国的国家政权，对商人阶层一直是典型的掠夺打击态度，首先是官，其次才是商。再者，中国实在太大了，少数地方兴起的商人阶层，实在难以对整个国家经济构成重大影响。
那么，综上所述，中日两国正是国情上的这些细微差距，对后来两国的维新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和日本维新的差异：
中国主持维新的只是一个四品以下官员任命权，并且没有军权的傀儡皇帝光绪，以及一个只知放胆空谈，不知实务的康有为，变法先天缺乏强力支撑。中国清朝后期皇帝不过就是傀儡,实权掌握在整个统治阶级手里。这个统治阶级包括：以慈禧为首的保守皇族，把握重兵的地方大臣等等。日本明治政府，建立起的是一个拥有全部实权的维新政府，并且主持大政的都是有着多年政治经验的成熟政治家。
中国的对变法的思想准备和日本不可同日而语。日本经过了200年兰学的熏陶，早就让西方文化在日本生根，究竟要怎么个变法，明治前早就研究和争论了一、二十年。所以维新派一旦掌权，维新变法只是顺理成章。中国，一个康有为，他的主张，他的理论，举国却没多少人了解，他只是知道好，究竟怎么个好法，他自己也不甚了了，更别说刚接触变法的士人。中国那时候，太缺乏对西方先进文化的了解。
日本豪商们的参与和支持，保证了明治政府有着较丰富的资源完成维新举措，而这些豪商们，本身就很快完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成为维新运动在经济上坚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而中国，自始自终，民族资本都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既没有参与进变法，也无可能去推动变法，于是百日维新那180道诏命，不过成了空谈，因为根本无人能去落实。
日本地方势力远比中国强大。西南强藩，在中央拒绝维新的时候，能举兵推倒，建立维新政府。而且，很多维新的举措，都是在藩国内先行就已实行过的。日本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起了试验田的作用。而中国维新，还没经过实践，就已夭折。
日本所处的外部环境要比中国要好很多。在日本维新之时，西方列强的主要精力放在非洲的争夺，印度的吞并，中国的渗透上。在西方列强的版图上，日本只是个不起眼的商品销售市场和中途港而已。中国，内忧外患一波接一波，客观上，让中国的维新运动始终缺乏个相对安稳的大环境。

那么，综合来看，明治维新的三大举措，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在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已经事实胜于雄辩的告诉世界日本的崛起。而中国，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