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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简介
  《史记》为西汉司马迁所著。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 ...

  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 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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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5-18
1.掩耳盗铃

春秋时侯,晋国贵族智伯灭掉了范氏。有人趁机跑到范氏家里想偷点东西,看见院子里吊着一口大钟。钟是用上等青铜铸成的,造型和图案都很精美。小偷心里高兴极了,想把这口精美的大钟背回自已家去。可是钟又大又重,怎么也挪不动。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钟敲碎,然后再分别搬回家。

小偷找来一把大大锤,拼命朝钟砸去,咣的一声巨响,把他吓了一大跳。小偷着慌,心想这下糟了,这种声不就等于是告诉人们我正在这里偷钟吗?他心里一急,身子一下子扑到了钟上,张开双臂想捂住钟声,可钟声又怎么捂得住呢!钟声依然悠悠地传向远方。

他越听越害怕,不同自由地抽回双手,使劲捂住自已的耳朵。“咦,钟声变小了,听不见了!”小偷高兴起来,“妙极了!把耳朵捂住不住就听不进钟声了吗!”他立刻找来两个布团,把耳朵塞住,心想,这下谁也听不见钟声了。于是就放手砸起钟来,一下一下,钟声响亮地传到很远的地方。人们听到钟声蜂拥而至把小偷捉住了。

2.有一年夏天,曹操率领部队去讨伐张绣,天气热得出奇,骄阳似火,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部队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走,两边密密的树木和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山石,让人透不过气来。到了中午时分,士兵的衣服都湿透了,行军的速度也慢下来,有几个体弱的士兵竟晕倒在路边。
望梅止渴
曹操看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担心贻误战机,心里很是着急。可是,眼下几万人马连水都喝不上,又怎么能加快速度呢?他立刻叫来向导,悄悄问他:“这附近可有水源?”向导摇摇头说:“泉水在山谷的那一边,要绕道过去还有很远的路程。”曹操想了一下说,“不行,时间来不及。”他看了看前边的树林,沉思了一会儿,对向导说:“你什么也别说,我来想办法。”他知道此刻即使下命令要求部队加快速度也无济于事。脑筋一转,办法来了,他一夹马肚子,快速赶到队伍前面,用马鞭指着前方说:“士兵们,我知道前面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的梅子又大又好吃,我们快点赶路,绕过这个山丘就到梅林了!”士兵们一听,仿佛已经吃到嘴里,精神大振,步伐不由得加快了许多。汉武帝时,朝中有3位有名的臣子,分别叫作汲黯、公孙弘和张汤。这3个人虽然同时在汉武帝手下为臣,但他们的情况却很不一样。

汲黯进京供职时,资历已经很深且官职也已经很高了,而当时的公孙弘和张汤两个人还只不过是个小官,职位低得很。可是由于他们为人处事恰到好处,加上政绩显著,因此,公孙弘和张汤都一步一步地被提拔起来,直到公孙弘封了侯又拜为相国,张汤也升到了御史大夫,两人官职都排在汲黯之上了。

汲黯这个人原本就业绩不及公孙弘、张汤,可他又偏偏心胸狭窄,眼看那两位过去远在自己之下的小官都已官居高位,心里很不服气,总想要找个机会跟皇帝评评这个理。

有一天散朝后,文武大臣们陆续退去,汉武帝慢步踱出宫,正朝着通往御花园的花径走去。汲黯赶紧趋步上前,对汉武帝说:“陛下,有句话想说给您听,不知是否感兴趣?”

汉武帝回过身停下,说:“不知是何事,不妨说来听听。”

汲黯说:“皇上您见过农人堆积柴草吗?他们总是把先搬来的柴草铺在底层,后搬来的反而放在上面,您不觉得那先搬来的柴草太委屈了吗?”

汉武帝有些不解地看着汲黯说:“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汲黯说:“你看,公孙弘、张汤那些小官,论资历论基础都在我之后,可现在他们却一个个后来居上,职位都比我高多了,皇上您提拔官吏不是正和那堆放柴草的农人一样吗?”

几句话说得汉武帝很不高兴,他觉得汲黯如此简单、片面地看问题,是不通情理的。他本想贬斥汲黯,可又想到汲黯是位老臣,便只好压住火气,什么也没说,拂袖而去。此后,汉武帝对汲黯更是置之不理,他的官职也只好原地踏步了。

后来者居上,原本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这就要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了。汲黯认为提拔人才一定要论资排辈,反对后来居上,是不可取的。

汲黯是西汉武帝时代人,以刚直正义、敢讲真话而受人尊重。他为人和做官都不拘小节,讲求实效。虽然表面上不那么轰轰烈烈,却能把一个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朝廷把他从东海太守调到朝廷当主爵都尉——一种主管地方吏任免的官职。

有一次,汉武帝说要实行儒家的仁义之政,为老百姓办好事了。没等皇帝把话说完,汲黯就说:“陛下内心里那么贪婪多欲,表面上却要装得实行仁政,这是何苦呢?”一句话把皇帝噎了回去。汉武帝登时脸色大变,宣布罢朝,满朝文武都为汲黯捏着一把汗,担心他会因此招来大祸。武帝回到宫里以后,对身边的人说,汲黯这个人也未免太粗太直了。

从此以后,汲黯的官职再也没有提升。他当主爵都尉的时候,公孙弘、张汤都还是不起眼的小官,后来,他们一个劲儿住上升,公孙弘当上了丞相,张汤做上了御史大夫,可他汲黯还蹲在原地没动窝。有一天,汲黯对武帝说,陛下使用群臣,跟码劈柴一样,是“后来者居上”啊!汉武帝当然听得出这是发牢骚。于是,转脸对臣下们说:“人真是不能不学习啊!你们听汲黯说话,越来越离谱了!”

故事出自《史记·汲郑列传》。成语“后来居上”,往往指后起的可以胜过先前的。和汲黯说这话的原意,大不相同。

3.廉颇是战国后期赵国的名将。赵惠文王时封为上卿,屡次战胜齐、魏等国,为赵国立了大功。长平之战时,坚壁固守三年。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赵括代替廉颇为将,遭致惨败。燕国乘机攻赵。赵孝成王重新起用廉颇,战胜燕军。赵王封廉颇为信平君,任相国。赵悼襄王时,廉颇不得志,投奔魏国。魏国不太信任,一直不重用。又奔楚,任楚将。最后老死在楚国。
蔺相如,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赵惠文王时得到世上稀有的宝玉——楚国和氏璧,秦国强以15座城换取“和氏璧”,蔺相如奉命带璧出使秦国,与秦王当庭力争,完璧归赵。赵王封相如为上大夫。公元前279年,他又随赵惠文王到渑池(今河南渑池西)与秦王相会,使赵王未受辱于秦,归国后因功封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愤愤不平,蔺相如以国家安危为重,对廉颇容忍谦让。使廉颇愧悟,负荆请罪,二人成为至交。将相和的故事传为美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