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应该，分析如下：
华人华侨的传统文化认同及其心态
二战以后，海外华人华侨大多数已经加入居住国国籍，身份上从“客人”变成了“主人”，文化认同和心态上也已经实现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质的转变。尽管如此，在血缘上、文化上，他们仍然同祖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仍然得到某种形式的传承。
（一）总的来说，华人华侨认同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意识始终占着主导地位
1、传统家族主义对华人华侨的影响
家族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基本文化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具有深刻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对海外华人华侨来说也不例外，尤其对于早期华人来说更是如此。我们从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社团是华侨、华人开展各种社会活动的枢纽，它是海外中国侨民自发建立的一种具有互助、联谊、自治性质的社会组织，与华文学校、华文报刊一起被并称为华侨社会的三大支柱。“在海外华社的组织中，亲属原则应该是直接和基本的。华人向来重视一脉相承的谱系关系，在海外定居后，多团结宗亲组织会馆。”[1]最早的宗乡会馆以“敦睦宗谊，促进团结，共济互助，同谋福利”为宗旨，组织祭祀祖先、帮助新来华人、举办教育事业、提供社会保障、传播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柱。
二战后，随着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化，大部分华侨社团遂变成为华人社团。其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亲会组织，约占华侨、华人社团总数的41%以上；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同乡会组织约占总数的25%左右；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会、协会约占总数的21%以上，另外还有一些是以共同的政治、宗教信仰或其他共识为基础建立的社团组织，这类社团占近12%。前两种社团我们一般称之为宗亲同乡社团。也就是说，由血缘和地缘关系发展起来的社团是华侨、华人主要的社会组织。这显然是受传统的家族主义影响的结果。甚至连华人企业集团，也大多采取家族经营的形式，核心人物多是由同一家族的成员或姻亲组成，这在东南亚的华人企业集团中表现最为突出。
80年代以后，华侨、华人社团的职能有了比较大的调整和扩充，开始突破狭隘的血缘、地缘、帮派的限制，出现了逐步联合、日趋国际化的新趋势，国际性的联谊会或恳亲大会轮流在世界各地举行；其内部组织管理也趋于专职化、制度化、民主化。
近几十年来，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的家族主义也受到猛烈的冲击，新一代华人对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以及家族主义观念的认同度已经大大降低了。即使如此，我们看到，在华人的家庭日益开放的同时，对于家庭价值的确认并没有消失，通过古老的的礼仪，比如清明上坟祭祀祖先，通过合家团聚的春节等传统节日，以及认祖归宗的活动，家族主义的价值观念还在自觉不自觉地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即使一些隔了好几代的华裔，仍然心眷宗邦，不少人越洋过海，不远万里，辗转回到祖国、家乡寻根问宗，拜祭祖坟。
2、眷恋故土、祖国的爱国情怀
绵绵故土情是华人华侨爱国传统长流不涸的源泉。其中既有朴素的乡土感情，也有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观念中的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价值取向。
传统农业文明土壤中生活的中国人有故土难离、安土重迁的情结。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寄人篱下，对于早期移居海外的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都是一个迫不得已的痛苦选择。原因无非是躲避战乱、迫害、被拐骗劫掠或是求学、经商。在实现政治认同的转化之前，海外华侨都有“海外孤儿”的痛切感受。作为弱国侨民，他们在异国异族和异文化的包围乃至歧视中艰难谋生，乡情族念成为早期华侨维系感情、增进团结、心怀桑梓的纽带。后来，随着移民的增多，华侨社会的扩大，这种将来自不同地域，源于不同宗族，有着不同出身、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职业、不同信仰的海外华人华侨凝聚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得到进一步升华，这就是热爱祖国的感情。海外华人的爱国情感从本质上说是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海外的延伸。它不仅是对家乡家人的眷恋、对祖国山川河流、文化历史的热爱，更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觉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思想。
正因为如此，老一代华人华侨灵魂深处的“根”文化意识都比较浓重、强烈，即所谓“树高千尺，叶落归根”。祖国就是海外华人的“根”。即使暂时身在异域，最终还是要回归故里、振兴家乡、报效祖国。尤其是在中国生长的老一代华侨，都心系祖国，希望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创造充裕的经济条件或发财致富后，实现落叶归根的夙愿。
3、执著的民族认同感
民族认同感也是爱国情怀的一种表达。与前述两点相联系，华人华侨所持有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华夏后裔”等民族认同意识比其他民族移民更为执著、更为根深蒂固。同为龙的传人，“骨肉同胞”、“血浓于水”、“血脉相连”的民族认同感增强了海外华人的群体观念和感情联系，由此而激发的极大的民族凝聚力和互助精神使他们超越狭隘的自我局限，同心同德，济困扶危，互助互利。这是海外华人华侨成功的因素之一。同为炎黄子孙，华人华侨与祖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祖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直接影响到自己在异国的生存和发展，这一点没有人比长期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华侨体会得更深切。因而，他们关注、关心着祖国、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盼望着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兴旺。就这一点而言，“全世界华人不论生活在哪个区域，哪个国度，也不论其国籍认同和政治信仰，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部分。同祖同根，共同的文化认同和五缘（地缘、亲缘、业缘、神缘、物缘）网络是根深蒂固的。”[2]
4、以华人学校为依托，传播中华文化
在海外华人中有一种传统，就是象第一代移居海外的华人先辈那样，尽可能完整地把家乡的文化传统移植到侨居地。同时，只要能力许可，华人华侨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地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包括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海外华人重视子女的教育是有口皆碑的，这是中华文化移植海外的集中体现。华人学校成为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撑之一。他们以这种方式成功地保留了自己的文化。哪怕是在夹缝中生存，薪传文化的意识，办教育的热忱，都不会在心中泯灭。
华人华侨薪传文化的意识首先表现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竭力保持。早期的海外华人多是商贾和手工工匠，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只是通过共同的信仰、生活习惯以及不同形式的互助组织互相联系起来。他们通常会沉湎于自己所熟悉的往事当中，继续遵行华人的传统节日礼俗，奉行传统的道德规范准则。至今，许多华人华侨物质生活上仍然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文化娱乐上保留着中国人的嗜好和志趣，风俗习惯上也处处体现出传统的烙印。在华夏色彩鲜明的唐人街和中国城里，中华习俗和饮食习惯更是始终被保留着，说汉语、写汉字，从外在的言行举止、服饰形象，到内在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无大的改变。许多华人在商场上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市场规则运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却又更多地用中华传统伦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他们还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其后裔子孙进行文化传统的言传身教。
华人学校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各地涌现出众多的华人学校，而且多仿效中国国内的学校，将中国历史极为有效地传播给下一代。中国历史、人物传记、诗词、小说是海外华人种群生活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中国所蒙受的国耻使因为祖国的贫弱而备受欺凌的海外华人深受震撼。经过选择的不完整的中国历史，通过教育溶入了多数海外华人的意识当中，并且至少影响了整整两代海外华人。这种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同观念通常是先经由家中的父母、亲友或海外华人族群的领袖进行传播，然后再通过教科书和教师的讲授而得到强化，通过不断重复这样一种途径，海外华人重温自己所移植和创造出的中国历史文化，并对之抱着特殊的感情。“华族后裔无论在海内外，年纪无论大小，多多少少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列，由身教、言教、口传，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儒家思想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流传民间，已是华族社会方式的指南。”[3]
对中华文化的教育传承最为重视、最富成效的当数新加坡。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在小学三年级，儒家伦理教育就作为了学校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在社会道德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强调儒家伦理，以之来规范行为。
在马来西亚，虽然在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冲击下，华人宗教信仰发生了分化和变异，但华人传统宗教仍然是华人宗教信仰的主体，信奉的比例高达88%。这表明，尽管马来西亚华人心态上已经实现了“落地生根”的变化，政治上也归化马来西亚并逐步形成国家忠诚意识，但在文化上，特别是在宗教文化上，他们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中华文化色彩，以此来体现与故土文化的血脉相连的关系，这对于体现民族特性、维系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而且，华人宗教信仰功利性和实用性的价值取向在马来西亚华人那里得到进一步强化，从天上到地下，满天的神祗各行其道，各司其职，灵活地影响着华人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华人宗教信仰表现出较强的融合性和开放性，其多神信仰并不限制约束其成员信仰其他宗教。从发展趋势上看，由于新一代华人认同感的淡漠，信奉华人传统宗教的比例将会略有降低，但它作为体现中华文化、民族特性的重要形式还将得到华人社会的弘扬和推动。
中国传统文化在菲律宾华人的生活中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虽然不断有年轻一代的华人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而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但更多的华人青年则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传统。与此同时，不断到来的新移民也使传统得到加强。因而，尽管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当地文化的强大影响，菲律宾华人仍然以中国文化为主要特质。
日本华人华侨在被日本社会同化的同时，也仍然固守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些重要因素，比如，由中国寺院所传承的以祭祀活动为重要内容的各种节日就延续至今，主要包括盂兰盆节、关帝节、元宵节、清明节以及对观音、妈祖、孔子祭祀的节日庆典等等。
一位美国学者曾对佛罗里达的一个华人社区进行实地考察，结论是：由于这里的华人享有一个共同的历史遗产，拥有一个与其家乡文化相同的价值观，他们有主体社会之外完整的信息网络，而且与较大范围内的华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华人社会的存在是肯定无疑的。[4]
（二）与当地社会的同化、融合是华人社会发展的趋势
现代海外华人虽然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共同的历史渊源乃至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语言，但事实上，华人对住在国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认同，以及华人社会与当地社会的同化、融合的现象始终存在着，并且是未来华人社会发展的趋势，年轻一代华人对中华文化的淡漠就是这种认同趋势的集中体现。
同化是海外华人发展的模式之一。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华人同化的现象一直存在着。强迫同化是海外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方式之一。在一些民族冲突严重的国家，华人的传统文化教育受到严格限制。比如印尼政府近三十年来一直禁止华人使用或传播华文。这种强迫同化的政策虽然不可取，但却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自然同化、自然融合是华人进入当地社会的主要方式。这种融合，既有积极主动的认同，更多的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接受。
海外华人在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必须去适应和选择有利于自己在当地生存和发展的文化。他们大多入籍当地，实现了政治认同的转化，努力谋求在当地的全面发展，努力实现与主体社会的和谐结合。对于那些接受当地教育的海外华人来说，必须学习居住国的历史。这还远远不够。如果他们不参与当地的政治文化，不把当地民族的历史当作自己的历史，那么，无论他们对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还是无法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融入所在国家的历史。比如，东南亚的华人一般是通过两条途径来使自己认同于当地民族的本土历史的。一是投身参加当地的民族觉醒运动，与当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反抗殖民政府；一是通过在新的民族学校中接受教育，实现对当地历史的认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90%以上的中国移民加入了居住国国籍，并逐渐被当地社会同化。二战后，海外华人华侨社会基本上实现了以“落地生根”取代“落叶归根”的历史性的观念转折，自然地融入当地社会。华人社区人口土著化，华人与异族通婚率迅速提高，比如，1979年美国华人男性异族通婚率为4%，女性为56%。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年轻一代华人、华裔的文化认同及其心态。其实，除了近年来的部分新移民之外，海外华人更多的已经是第二、第三代的华裔了，他们是华人社会的主体。华人社会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当地本土文化的耳濡目染，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年轻一代华人、华裔与中国政治、文化日渐疏远，他们对祖籍地中国的感情已经淡化，对中华文化及其风俗习惯也比较陌生，从语言习惯到思想感情，他们都已经基本上本地化，生活方式也接近于当地的主流社会，宗教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也与祖籍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已经没有多少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在居住地的生存和发展；这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尤其是年轻一代华人华裔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表现。
东南亚华人数量最多，华人学校也最多，种类、形式、层次都很齐全。但由于二战后基本上就没有新的中国移民到东南亚定居，所以东南亚土生华人的比例不断增大，华人社会逐渐实现当地化。在东南亚，泰国的华人同化程度最高。菲律宾的华菲混血儿也是华人与当地民族自然融合的结果。土生华人的价值观念与老一代华人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对于华文教育的热情明显降低，要求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呼声日益强烈，特别是具有西方意识并进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华裔知名人士更是如此。菲律宾学者的研究表明，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菲律宾出生的第三代华人，无论是在其外表还是在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较之第二代华人都更加菲律宾化，他们同中国、中华文化和第一代华人的关系更加疏远，他们倾向于完全同化于菲律宾社会。而且，东南亚的华人似乎更愿意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据统计，菲律宾有78%的华人信仰基督教，其中有86%的华裔青年学生信仰基督教。[5]
在日本，虽然从祭祀活动中还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但就祭祀活动的整体来看，目前呈现出简略化、表演化的倾向，而且，年轻一代华人华侨对这种祭祀活动的关心日趋淡漠。
欧美等国家的华人子弟，基本上都是进入当地正规的学校学习，接受当地的教育体制，认同当地的文化。所以，除了老一代的华人华侨和近年来的华人新移民之外，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西化的程度也越高。华裔青少年最多不过是带着一点亲切感和好奇心，到业余华文学校学点华文。
在非洲，情况也是一样。随着非洲国家、地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西方文化影响力的增强，年轻一代华人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基督教，因而非洲许多中年华人和绝大多数年轻华人都信仰西方宗教。特别是随着老一代华人的陆续过世，华人基督教徒的比例将有增无减。
（三）正确看待华人的文化认同及其心态
周恩来总理在五十年代谈到华侨问题时，曾经打过一个生动贴切的比喻，他说，定居在海外的华人是中国嫁出去的女儿，中国是他们的娘家。也就是说，既然已经嫁出去做了人家的媳妇，就应该效忠婆家，否则就不是个好媳妇；但嫁出去的女儿牵挂娘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娘家一些帮助，也是人之常情。但进一步讲，对于他们的子女，也就是华裔来说，中国就成为他们外婆的家，血缘上尽管仍然有亲密的割不断的关系，从感情上说，当然没有父母的强烈，更何况多数华裔连“外婆”的面都没有见过。所以，年轻一代华裔与祖籍国文化上的隔膜、感情上的淡漠是十分正常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一，没有传统就没有根，但没有调适和应变能力，就不能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移民要想在新居住地生存下去，并获得较好、较快的发展，就必须调整自己，适应当地社会，即“入乡随俗”。早期的“唐城”、“唐人街”等华人生活区，给初来乍到的移民提供了生活上的方便和精神上的安全感，对海外华人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但它客观上将华人限制、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不利于开拓性的发展和联络主流社会人群。有些海外华人由于某些政治或文化上的缘故而全心全意地关注中国历史文化，他们除了对直接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本地事务感兴趣，对所居住国家的本土历史文化漠不关心。这都严重制约着他们在当地的进一步发展。走出华人自己狭隘、封闭的圈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提升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这对于华人华侨以及他们的所住国和祖籍国都是有好处的。在现代信息社会，这一点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第二，融入主流社会，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主流社会化，完全放弃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中的精华、精粹。文化是民族的根。对居住国的认同感，树立国家意识，与保存文化根源、发扬传统文化是没有冲突的。事实上，华人在政治认同转向住在国之后，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种族与文化认同，特别是在华人数量较多、较集中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华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将长期存在下去，具体的发展情况则依其居住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种族等大环境的影响而有所不同。进一步说，文化的生命在于兼容，在于更新，传统不发展，也会失去继续存在的依据。所以，在继承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该融入异族的、现代的文化，使之在吸纳新成分的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更新。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使得海外华人在文化价值体系上必然是不一样的。
第三， 海外华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分支，是住在国的少数民族。这一点对于正确处理中华民族和海外华族的相互关系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分支，经过长时间的调适、继承、融汇、锻炼、凝结，经过长时期的不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相互适应的过程，海外华族具有自己的文化认同方向，不必也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在海外的翻版。
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华人华裔来说，即使在华校经过小学到中学的十年华文教育，仍然有许多人连华语最起码的听说读写都过不了关，更遑论民族意识和文化传承的教育了。因而，大量华裔青少年不通华语华文的现象还将长期存在下去，要他们了解熟悉中华文化，更是一种苛求。无庸讳言的是，这样长期发展下去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华裔青少年逐步丧失自己的民族特色，从而被当地主体民族完全同化。
对此，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过于紧张、忧虑。一方面，我们可以积极主动地做工作，寻求沟通和理解，比如通过华人社团或新移民来办华人学校、培训班，传播中华文化；或多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各种服务，加强情感交流等等。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会对海外华侨、华人，包括年轻一代华裔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对祖籍国的关注不会是太遥远的事情。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为世界所瞩目，华语已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语言之一，一股“华语热”正在悄然掀起，海外华文教育的处境也随之大为改善。
对于新移民，也就是所谓的“人才外流”问题，我们也应该持这样的态度。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使国际迁移成为大潮流，人才外流是当今国际移民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居国外的华人学者实际上是我国的人才储备。一者，在适当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有些人是会返回祖国建功立业的。我们应当做好引导工作。人才的成长、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需要稳定、优越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国经济的腾飞将使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个人发展的机会也会相应地增多，宽舒稳定的政治环境，优厚的投资环境，都将有助于海外学子学成回国率的增加。这几年，“回国热”已经成为不新鲜的话题。二者，即使定居海外，华人与祖籍国也仍然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民族、血缘联系，这种民族情感通过到中国进行学术文化、经济贸易交流，以及促进中国与他们居住国友好关系的发展等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他们一样可以“为华服务”，回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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