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公元365-427)，原名潜，字元亮，东晋哥阳柴(今江西九江)人。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个出身“孤寒”的士人，后来做过晋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曾做过太守一类的官。陶渊明时，家道中落，生活虽较贫困，但他十分好学，“少年罕人事，游在好六经”，博览不少儒家著作，这使他产生了追求“仁政”，辅佐“明君的政治理想，立志做番“大济于苍生”的事业。另一方面，他受所处时代和老庄思想的影响，也滋生了一种隐居自得、“击壤以自欢”的生活意愿。陶渊明思想中有着“出仕”与隐逸”的矛盾，但在少壮时期，他“猛志逸四海，骞(xian掀，振翼而飞)翮思远翕(zh0铸，飞)”，还是积极进取的。
陶渊明想通过出仕实现自己的志向，现实生活却使他碰了壁。这是因为，他所处的东晋王朝不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极其尖锐激烈，而且门阀制度极盛，政治腐朽黑暗。按照当时推行的九品中正”选举法，人材的录用晋升，全凭门第家世的高低，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官场里，大贵族、官僚、地主们勾心斗角，倾轧残杀，污浊不堪，对待门第卑微的下僚辄趾高气扬作威作福。处于这种世态，陶渊明自然不可能得到施展才智的机会。他不得不用一次又一次的消极退隐，来表示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反抗。
二十九岁那年，陶渊明首次出仕，做了个江州祭酒的小官。不久，他“志意多所耻”，看不惯封建官场种种丑恶现象，又“不堪吏职”，受不了当小官的那种拘束，便解绶归田了。后来，州垦曾召他做主管文书的小官，他也辞不赴命。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他又为幻想所驱，短时间出来当了桓玄的幕僚。但他很快就认识了野心家桓玄的面目，不久便悔恨地“投冠旋旧墟”了。刘裕灭桓玄后，陶渊明迫于生计，做了刘裕的镇军、建威参军，后来转为彭泽令。做县令才八十多天，到这年年底，郡里的督邮来到，要陶渊明“束带见之”。陶渊明认为这是种屈辱，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就愤愤辞官而去。
从二十元岁初涉仕途到四十一岁最终辞官，十三年间，陶渊明三次出仕，三次归隐，经过了一段曲折过程。最后，现实终于使他看到“世与我而相违”，感到仕宦道路，毕竟不是自己的前途，因此“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决心功名一抛，与官场决裂。
归隐田园后，陶渊明的日子是异常穷困的：“寒馁常糟糠”，“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有时竟至乞粮而食的地步。这时，他虽然也有“贫富常交战”的思想斗争，但斗争结果是决计不变退隐的意志。饱学艰辛的陶渊明，对农民的生活、思想、感情，有了深切的了解和体验，使他知道了“衣食终须记，力耕不吾欺”的重要道理。这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陶渊明的作品，以诗歌为主，共有一百二十多首，其中大量的是描写田园风光和隐逸生活的田园诗。在这些诗里，诗人把田园和官场作为对立物，通过歌唱农村景色和陶然自乐的生活，反衬出封建官场的窒息黑暗，抒发出个人的激愤之情。
陶渊明在农村虽然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和平生活，但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鲁迅语)。他除了写出大量田园诗外，还写了一些咏怀诗，如《咏荆轲》、《读山海经》之类，表达他“猛志固常在”的情怀。这类“金刚怒目”式的诗篇，证明陶渊明身在恬静的田园，内心却仍然燃烧着要为实现自己政洽思想而奋斗的火焰。正如鲁迅说的，“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
到晚年，饱经风霜的陶渊明，对东晋时代的“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他在总结全部社会经验，真切感受劳动人民苦难、要求和理想的基础上，产生出对于“秋熟靡(没)王税”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写出了光辉的杰作《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通过一位渔人于迷离恍惚之中步入桃花源的所见所闻，描写了一个乌托邦社会的美好图景。“桃花源”是一群“避秦时乱“的农民开辟出来的与世隔绝的乐园。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一片和平宁静的气氛；那里，人们“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人人劳动，作息与共；没有赋税徭役，没有剥削和压迫；那里，古风佳俗犹存，人与人之间关系十分淳朴亲切；那里，没有王朝更迭，“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更没有战乱延及，人人安居乐业。总之，是一个美满的理想国。
陶渊明设计出这样一个世外乐园，显然是受了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影响，但并不是老子思想的翻版。《桃花源记》是作者立足于现实，绘制出来的一幅与封建社会正好相反的理想图景，用它曲折地影射抨击黑暗的东晋社会。值得指出的是，陶渊明这一理想，在当时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作品中要求没有王税，人人平等的思想，毕竟代表了人民的愿望，这是最可宝贵的。从这一点，正可看出陶渊明作为一个诗人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