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1928年，国民政府的国语投票"是否史实？
“1928年，国民政府的国语投票中，北京话以一票优势打败粤语成为国语”是否史实，北方话和南方话那个更接近古汉语的发音。简述汉语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
这种说法不属实：
1、网络流传西南官话、吴语、粤语以“一票之差”败给北京话，差点当选为现代标准汉语。然而，北京话自清末以来在北京一直就是官方话，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从未以投票形式决定官方话。
2、投票传言的来源之一是1913年（民国2年）2月15日由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举行的读音统一大会，会上以一省一票的机制对6500个字的“国音”进行投票审定，但并无将任何方言票选为国语的议程；另一来源则是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惟会上代表一致赞成将北京音定为官方音，亦没有投票。
3、美国也有一个流传已久的很相似的传说，称为米伦伯格传说。传说美国首位众议院议长，本身为德裔美国人的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投了关键的一票，令德语以一票之差未能成为美国的国家官方语言。这个传说也已经查证为虚构。
扩展资料:
1913年，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制定的老国音虽以北京音为主，但为了兼顾各地，仍具有当时的南京官话特征，如有入声等。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北京话和南京话的结合：平翘、前后鼻、尖团区分、部分音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音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北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复合普通话。
老国音以北京音系为基础，还顾及各地语音，仍具有南京官话的特征，如有入声等。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平翘、前后鼻、尖团区分、部分音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音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复合普通话。由此能和中古音形成更为严整的对应关系；而新国音使用纯粹的北京音系，仅顾及华北地区的汉语，对南方诸汉语的考虑不足。
进入21世纪后，保卫南方诸语（方言）的呼声此起彼伏，其中的问题在于普通话推广的强制性而非新国音本身的缺陷或者说老国音的“优点”。应当这么说，语言本身是不存在优缺点之分的。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老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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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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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入主中原，虽然定满语为国语，[12]但全国通行的实为汉语，汉官多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满族人进入北京后学说汉语北京官话，又把自己的满语音韵和发音习惯、特色文化词汇带入自己的满式汉语，于清末形成满汉语言成分融合的京腔旗人话，使其成为现代标准北京语音的前身。[13]现代汉语标准语定命于清朝的“官话”体系。北平音系的声调，为阴平、阳平、上、去之四声，而没有入声。[14]。
雍正6年（1728）8月6日，雍正上谕内阁曰：“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训，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言语，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敷奏对扬，仍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官民上下，言语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言语既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为编氓，亦不能明悉官长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更改，故必徐加训道，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履历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达矣。”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书馆，教授官话。
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编辑]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展了“言文一致运动”以及文字改革运动，提倡废止汉字。留学德国归来的国语改変主义者上田万年在日本作了《国语与国家》的演讲，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一个国语”的三位一体国语观，鼓吹“国语是国家的藩屏，国语是国民的慈母”。他指导明治政府设立的文部大臣直属机关“国语调查委员会”，主持编写《大日本国语辞典》，通过国民教育在日本推行标准日本语。不论‘国语’或‘普通话’，都是借自近代日本所用的名称。[15]1892年，受日本和西欧等国语言统一、教育普及的影响，福建落第士子卢戆章提出用南京话来统一全国语言。[16]1898年，卢戆章的老乡林辂存向光绪上书建议“正以京师官音，颁行海内，则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国，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十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17]
百日维新失败后，礼部主事王照流亡日本，1900年，王照摹仿日本“片假名”的形式，以一如国书（满文）十二字头之法，创制官话合音字母为北京话注音，[18]出版了《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王照的京师拼音官话书报社，定官话字母，以五十母，十二韵，四声，辗转相拼，得二千余音。包括京师语言，其取音用合声之法，与国书字头相表里。而字体则取汉字笔画，相合而成。[19]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从日本考察学政回国，为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就所感动，向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书，主张以京城声口统一天下，以一统国民。[20]吴汝纶称道王照的注音字母“尽是京城口声，尤可使天下语言一律”，而得劐当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光绪28年（1902），张百熙奏陈所拟学堂章程，奉准颁行，史称《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汉语的国语地位。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满清制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圣谕广训》的宣讲使北京官话在全国通行。通行本《圣谕广训直解》在官办新学课堂“中国文学”学科中，已被指定为“习官话”的教材，因“其文皆系京师语”，每星期应学习一次。[21]这是北京官话和白话文得以推广的前提。学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制订的《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已明确将“宣讲所”纳入各厅、州、县必须设立的劝学所建制中。有关规定也强调了与宣讲《圣谕广训》的衔接，内容要求与天津成例亦相近：“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遵照从前宣讲《圣谕广训》章程，延聘专员，随时宣讲。……宣讲应首重《圣谕广训》，凡遇宣讲圣谕之时，应肃立起敬，不得懈怠。……其学部颁行宣讲各书，及国民教育、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浅近事理，以迄白话新闻，概在应行宣讲之列。”[22]则《圣谕广训》的白话解读本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一条线索。[23]1910年10月，学部基于尚书荣庆的指示，命令各省小、中学堂在国语教科之外，增设官话教科。
1905年，劳乃宣将王照的官话字母加以修正,作《简字谱》一书。1906年，卢戆章也赞成用京城语音统一语言。[24][25]卢懋章的“京音”方案有字母63个（声母21个、 结合韵母42个）。
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1910年因《拼音官话报》触犯摄政王，官话合音字母被清政府禁止传习。从1900年王照创制官话字母到1910年清朝摄政王查禁官话字母,推行了10年,遍及13省,编印书籍6万余部。
1910年，资政院议员满人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窃维官话简字，旧名官声字母，本国书合声之制，取首善京音为准，发现于天津，实验于各处。拼音不过两母，故较东西各国拼法为易学易记；四等不分于韵母，故较中国韵学旧法为直截了当。”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连署此说帖的有严复等32人。此案通过提交学部。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上通过了王邵廉等人提出的《统一国语办法案》，其中包括“以京音为主，审定标准音，以官话为主，审定标准语”。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并提出语音以京音为主，调整四声，不废入声；语词以官话为主，择其正当雅训者。但章太炎指责北京音为“金元虏语”，为方言争地位。[26]吴稚晖认为“南人则杂有苗蛮之音，然北人亦未尝不离胡羌之声……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27]
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黎锦熙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为了团结各民族，提倡国语运动，政府公报出现《教育部征求各处方音广告》，提到“本部现拟编定国语音韵标准”云云，广告多次发布。
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并计划成立读音统一委员会。12月，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及任务为：一、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二、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审定所有音素总数；三、采定字母，每音素均以字母表之。次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北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吴稚晖任议长，王照任副议长，网罗全国文字学、音韵学、语言学之权威专家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最终参与表决的共44人。1913年读音统一会上的争吵打架，是明清南北两派正音传统的最后一次冲突。王照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大战。[28]这个会开了三个月，争论很激烈，结果是制定了三十九个字母，称为“注音字母”。字母的形式是采用笔划最简而音读与声母韵母最相近的古字。[29]拼音官话书报社的编译员、各号官话字母义塾的教员、教习、经理、赞成员等111人向资政院的说帖提道：“凡京师所在，人皆趋之。千百年荟萃磨练，而成此一种京戏话，斯即中央而非偏隅也。且原与京话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甘肃、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十一省，及江苏、安徽之两半省矣。此外各语，无两省相同者。为高因陵，为下因泽，岂有舍京语而别事矫揉之理哉！京语非北京人私有之语，乃全国人共有之语。”最后读音统一会决定以“每省区为一表决权，以最多数为会中审定之读音”。读音统一会从清人李光地《音韵阐微》中选出6500多个常用字，以表决方式审定国音，编成《国音汇编草》，并拟订了一套注音字母。依照清朝李光地的《音韵阐微》的同音字，采取较为常用者，隔夜印发各会员，以便分省商定音读，用会中预备的“记音字母”注于字单上。次日开会每省提出一张记音字单，由注音员逐字比较各音的多少，而以该字最多数的音为会中审定的读音。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满文十二字头“合声法”标音的《音韵阐微·凡例》说：“世传切韵之书，其用法繁而取音难。今依本朝字书合声切法，则用法简而取音易。”[30]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多数票决定“国音”。[31]教育部令第75号：“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经该会会员议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以代反切之用，并由会员多数决定常用诸字之读昔，呈请本部设法推行在案。”但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
“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胡适以及反对新文学的胡先骕1916年袁世凯死后，教育部有批人认为民国所以出了“皇帝” ，在于民智不开。应推行白话，以广文化。1917年2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国语。，其《成立缘起》指出：“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源，盖由同仁等目击今日小学校学生国文科之不能应用，与夫国文教师之难得，私塾教师之不晓文义，而无术以改良之也。……同人等到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惟既以白话为文，则不可不有一定之标准，……”国语研究会五项任务为：调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语；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编辑国语刊物。黎锦熙的国语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国语部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联合讨论国语统一之事，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校长出席指导。随后胡适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中提出：“用白话作各种文学”。1917年，吴稚晖依据《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将《国音汇编》改编为《国音字典》。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颁布第七五号令指出：“查国语统一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字母形式全部都是笔划简单的古汉字，音节的拼写采用声、介、韵三拼法。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赞成吴稚晖提出的办法：限制汉字字数，夹用世界语，逐渐废除汉字。陈独秀的答复是：赞成废除汉字，不赞成废除汉语，认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则表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逐渐形成了国语罗马字运动。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声明“文言一致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吴稚晖仍然坚持主张用世界语代替汉语，反对用罗马字拼音。傅斯年针对吴稚晖的观点，发表一篇长文《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主张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写汉语。中华民国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并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
1919年，国语运动与言文一致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在国语研究会合流，会员近万人。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吴敬恒、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钱玄同、胡适、刘复、周作人、蔡元培、许地山、汪怡等人。经教育部指定张一聋为会长，吴稚晖、袁希涛为副会长，会员有刘半农及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等议案。9月，吴敬恒等人将读音统一会审定的七千二百个汉字的国音和没有审定的同音字六百五十余个，总共一万三千七百余字，编成一部《中华民国国音字典》出版并由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同时明示：“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与普通音不合，且与北京人读书之正音不合，此类土音，当然舍弃，自不待言。”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会于上海，议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意见，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照此旨修定《国音字典》，即行颁布。”[32]胡适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并修正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被教育部以《训令第五十三号》颁发实行。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废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33]《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支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黎锦熙的弟弟黎锦晖担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干事，编写了《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并出任“国语专修学校”的校长等职，创作歌舞，亲自向儿童们普及国语。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书中明确提出，连注音字母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其办法是：一、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就是定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二、由教育部主持，请有真正科学的语音学训练的人去研究标准语里头所用的音，分析之后，先用科学的方法记下； 三、由教育部主持，请语音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制配字母。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国音字典附录》:“凡遇原来注音有生僻不习者，已各照普通音改注；北京音之合于普通音者。当然在采取之列。”《国音字典》只将声母和韵母拼定字音,不但没有指定何种方言可以作口头上标准之声调，就连纸片上的四声点也没有点进去。由于平上去入各地调値不一，在民国初年的“国语”及《国音字典》虽然有各汉字的声韵拼法，但对于声调的表现法却莫衷一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可言。在京音派持续鼓吹其主张之际，黎锦熙等人开始提出以北京声调为准则的意见。连原来主张废除五声的人也出来呼吁教育部从速公布国音声调的标准，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最好就用北京调为国语的声调标准”。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后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中就有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1922年8月“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出版以后，创制拉丁字拼音方案的风气更达到高潮。钱玄同式两种，赵元任式一种（1922），周辨明“中华国语音声字制”一种（1923）。1922年和1925年周作人先后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以及《理想的国语》，强调国语的文化建设功能，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或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融合古今中外的语言，倡议国民全体用国语。[34][35]瞿秋白则批评这种现代汉语是“非驴非马”的新文言。翻译西方文学对国语的语法影响至深。[36]鲁迅也认为接近欧化文法是必要的。[37]国语是一种不同于古代汉语的新的语言体系。[38]国语研究会出版会刊《国语月刊》。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文学革命已大胜。
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钱玄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又把社员叶谷虚提出的《请审定一种罗马字拼音制度案》转送筹备会。于是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国语统一筹备会另组成一个叫做“国浯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推举了钱玄同、 赵元任、黎锦熙等十一位当委员,负贵起草和拟订方案。1924年至1925年，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人每月在东方饭店聚会研讨，最终发明了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案，这是最早的汉语拼音。[39]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他几乎把中国所有的落后、封闭、野蛮都怪罪于汉字。汉字成了“千古罪人”。
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出版，这是第一部系统的现代汉语语法学著作，提出“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仿造英语语法。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出版。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1925年9月，刘复在赵元任家发起组织在京的音韵学家学术讨论的“数人会”，成员是：刘复、赵元任、林语堂、汪怡、钱玄同、黎锦熙。除刘复外，其余的都是“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从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开了22次讨论会，“数人会”终于议决了一份《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9月14日，正式召开“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决议通过，呈交教育部。11月9日，由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作非正式公布。布告中说：“罗马字母，世界通用，辨认拼切，已成国民常识之一”，因此，“定此《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与《注音字母》两两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此后增修《国音字典》，即依校订之国语标准音拼成罗马字，添记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罗马字时，即以此种拼音法式为标准，以昭划一而便通行”。1925年6月14日，钱玄同与黎锦熙主编的《京报》副刊之一《国语周刊》创刊发行。新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刊物也大量出现。
1926年1月1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通过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 《宣言》第一次明确地宣告：“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公共的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这也是自然的趋势，用不着强迫的：因为交通上、文化上、学艺上、政治上，向来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枢，而标准的语言照例必和这几项事情有关系，然后内容能丰富，可以兼采八方荟萃的方言和外来语，可以加入通俗成语和古词类；然后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论上精密的组织，可以添加艺术上优美的色彩。这仿佛是一种理想的语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环境和时代的关系，实已具有这种自然的趋势，所以采定北京语为标准国语，比较地可算资格相当。”胡适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说：“我们如果考察欧洲近世各国国语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一种国语是先定了标准才发生的；没有一国不是先有了国语然后有所谓‘标准’的。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有了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然后有些学者起来研究这种国语的文法，发音等等；然后有字典、词典、文典，言语学等等出来，这才是国语标准的成立。”同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制订并发表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布告决定推行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为起草委员所修订的国语标准音，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罗马字母辨认拼切。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1928年北师大教授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代理主席沈步洲指定王璞、张士一等27人为“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指示：“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以期全国语言相通。”
1931年北京大学公布《国文学系布告》，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四组。胡适、周作人、余平伯担任担任散文指导教员；徐志摩、孙大雨担任诗歌教员；冯文炳担任小说教员。新文学运动的老教授退出教学一线以后，罗常培和魏建功接棒从事国语推广，并在1936年合拟了文学系课程纲要。
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指定北平语音为国语拼音和声调的标准，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国音常用字汇》序言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说明，“所谓以现代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京中市井土语与京中通用之官话不同。[40]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1938年3月，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中国辞典编纂处，所长黎锦熙。
1940年，国民政府公布准照国音的《中华新韵》。往后的国语系统及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中华民国此时期的国语系统。
1948年《国语课程标准》：“指导儿童练习国语，熟谙国语的语气语调和拟势作用。”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满清入主中原，虽然定满语为国语，[12]但全国通行的实为汉语，汉官多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满族人进入北京后学说汉语北京官话，又把自己的满语音韵和发音习惯、特色文化词汇带入自己的满式汉语，于清末形成满汉语言成分融合的京腔旗人话，使其成为现代标准北京语音的前身。[13]现代汉语标准语定命于清朝的“官话”体系。北平音系的声调，为阴平、阳平、上、去之四声，而没有入声。[14]。
雍正6年（1728）8月6日，雍正上谕内阁曰：“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训，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言语，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敷奏对扬，仍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官民上下，言语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言语既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为编氓，亦不能明悉官长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更改，故必徐加训道，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履历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达矣。”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书馆，教授官话。
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编辑]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展了“言文一致运动”以及文字改革运动，提倡废止汉字。留学德国归来的国语改変主义者上田万年在日本作了《国语与国家》的演讲，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一个国语”的三位一体国语观，鼓吹“国语是国家的藩屏，国语是国民的慈母”。他指导明治政府设立的文部大臣直属机关“国语调查委员会”，主持编写《大日本国语辞典》，通过国民教育在日本推行标准日本语。不论‘国语’或‘普通话’，都是借自近代日本所用的名称。[15]1892年，受日本和西欧等国语言统一、教育普及的影响，福建落第士子卢戆章提出用南京话来统一全国语言。[16]1898年，卢戆章的老乡林辂存向光绪上书建议“正以京师官音，颁行海内，则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国，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十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17]
百日维新失败后，礼部主事王照流亡日本，1900年，王照摹仿日本“片假名”的形式，以一如国书（满文）十二字头之法，创制官话合音字母为北京话注音，[18]出版了《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王照的京师拼音官话书报社，定官话字母，以五十母，十二韵，四声，辗转相拼，得二千余音。包括京师语言，其取音用合声之法，与国书字头相表里。而字体则取汉字笔画，相合而成。[19]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从日本考察学政回国，为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就所感动，向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书，主张以京城声口统一天下，以一统国民。[20]吴汝纶称道王照的注音字母“尽是京城口声，尤可使天下语言一律”，而得劐当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光绪28年（1902），张百熙奏陈所拟学堂章程，奉准颁行，史称《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汉语的国语地位。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满清制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圣谕广训》的宣讲使北京官话在全国通行。通行本《圣谕广训直解》在官办新学课堂“中国文学”学科中，已被指定为“习官话”的教材，因“其文皆系京师语”，每星期应学习一次。[21]这是北京官话和白话文得以推广的前提。学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制订的《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已明确将“宣讲所”纳入各厅、州、县必须设立的劝学所建制中。有关规定也强调了与宣讲《圣谕广训》的衔接，内容要求与天津成例亦相近：“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遵照从前宣讲《圣谕广训》章程，延聘专员，随时宣讲。……宣讲应首重《圣谕广训》，凡遇宣讲圣谕之时，应肃立起敬，不得懈怠。……其学部颁行宣讲各书，及国民教育、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浅近事理，以迄白话新闻，概在应行宣讲之列。”[22]则《圣谕广训》的白话解读本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一条线索。[23]1910年10月，学部基于尚书荣庆的指示，命令各省小、中学堂在国语教科之外，增设官话教科。
1905年，劳乃宣将王照的官话字母加以修正,作《简字谱》一书。1906年，卢戆章也赞成用京城语音统一语言。[24][25]卢懋章的“京音”方案有字母63个（声母21个、 结合韵母42个）。
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1910年因《拼音官话报》触犯摄政王，官话合音字母被清政府禁止传习。从1900年王照创制官话字母到1910年清朝摄政王查禁官话字母,推行了10年,遍及13省,编印书籍6万余部。
1910年，资政院议员满人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窃维官话简字，旧名官声字母，本国书合声之制，取首善京音为准，发现于天津，实验于各处。拼音不过两母，故较东西各国拼法为易学易记；四等不分于韵母，故较中国韵学旧法为直截了当。”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连署此说帖的有严复等32人。此案通过提交学部。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上通过了王邵廉等人提出的《统一国语办法案》，其中包括“以京音为主，审定标准音，以官话为主，审定标准语”。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并提出语音以京音为主，调整四声，不废入声；语词以官话为主，择其正当雅训者。但章太炎指责北京音为“金元虏语”，为方言争地位。[26]吴稚晖认为“南人则杂有苗蛮之音，然北人亦未尝不离胡羌之声……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27]
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黎锦熙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为了团结各民族，提倡国语运动，政府公报出现《教育部征求各处方音广告》，提到“本部现拟编定国语音韵标准”云云，广告多次发布。
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并计划成立读音统一委员会。12月，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及任务为：一、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二、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审定所有音素总数；三、采定字母，每音素均以字母表之。次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北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吴稚晖任议长，王照任副议长，网罗全国文字学、音韵学、语言学之权威专家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最终参与表决的共44人。1913年读音统一会上的争吵打架，是明清南北两派正音传统的最后一次冲突。王照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大战。[28]这个会开了三个月，争论很激烈，结果是制定了三十九个字母，称为“注音字母”。字母的形式是采用笔划最简而音读与声母韵母最相近的古字。[29]拼音官话书报社的编译员、各号官话字母义塾的教员、教习、经理、赞成员等111人向资政院的说帖提道：“凡京师所在，人皆趋之。千百年荟萃磨练，而成此一种京戏话，斯即中央而非偏隅也。且原与京话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甘肃、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十一省，及江苏、安徽之两半省矣。此外各语，无两省相同者。为高因陵，为下因泽，岂有舍京语而别事矫揉之理哉！京语非北京人私有之语，乃全国人共有之语。”最后读音统一会决定以“每省区为一表决权，以最多数为会中审定之读音”。读音统一会从清人李光地《音韵阐微》中选出6500多个常用字，以表决方式审定国音，编成《国音汇编草》，并拟订了一套注音字母。依照清朝李光地的《音韵阐微》的同音字，采取较为常用者，隔夜印发各会员，以便分省商定音读，用会中预备的“记音字母”注于字单上。次日开会每省提出一张记音字单，由注音员逐字比较各音的多少，而以该字最多数的音为会中审定的读音。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满文十二字头“合声法”标音的《音韵阐微·凡例》说：“世传切韵之书，其用法繁而取音难。今依本朝字书合声切法，则用法简而取音易。”[30]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多数票决定“国音”。[31]教育部令第75号：“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经该会会员议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以代反切之用，并由会员多数决定常用诸字之读昔，呈请本部设法推行在案。”但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
“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胡适以及反对新文学的胡先骕1916年袁世凯死后，教育部有批人认为民国所以出了“皇帝” ，在于民智不开。应推行白话，以广文化。1917年2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国语。，其《成立缘起》指出：“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源，盖由同仁等目击今日小学校学生国文科之不能应用，与夫国文教师之难得，私塾教师之不晓文义，而无术以改良之也。……同人等到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惟既以白话为文，则不可不有一定之标准，……”国语研究会五项任务为：调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语；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编辑国语刊物。黎锦熙的国语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国语部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联合讨论国语统一之事，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校长出席指导。随后胡适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中提出：“用白话作各种文学”。1917年，吴稚晖依据《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将《国音汇编》改编为《国音字典》。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颁布第七五号令指出：“查国语统一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字母形式全部都是笔划简单的古汉字，音节的拼写采用声、介、韵三拼法。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赞成吴稚晖提出的办法：限制汉字字数，夹用世界语，逐渐废除汉字。陈独秀的答复是：赞成废除汉字，不赞成废除汉语，认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则表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逐渐形成了国语罗马字运动。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声明“文言一致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吴稚晖仍然坚持主张用世界语代替汉语，反对用罗马字拼音。傅斯年针对吴稚晖的观点，发表一篇长文《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主张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写汉语。中华民国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并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
1919年，国语运动与言文一致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在国语研究会合流，会员近万人。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吴敬恒、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钱玄同、胡适、刘复、周作人、蔡元培、许地山、汪怡等人。经教育部指定张一聋为会长，吴稚晖、袁希涛为副会长，会员有刘半农及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等议案。9月，吴敬恒等人将读音统一会审定的七千二百个汉字的国音和没有审定的同音字六百五十余个，总共一万三千七百余字，编成一部《中华民国国音字典》出版并由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同时明示：“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与普通音不合，且与北京人读书之正音不合，此类土音，当然舍弃，自不待言。”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会于上海，议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意见，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照此旨修定《国音字典》，即行颁布。”[32]胡适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并修正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被教育部以《训令第五十三号》颁发实行。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废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33]《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支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黎锦熙的弟弟黎锦晖担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干事，编写了《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并出任“国语专修学校”的校长等职，创作歌舞，亲自向儿童们普及国语。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书中明确提出，连注音字母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其办法是：一、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就是定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二、由教育部主持，请有真正科学的语音学训练的人去研究标准语里头所用的音，分析之后，先用科学的方法记下； 三、由教育部主持，请语音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制配字母。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国音字典附录》:“凡遇原来注音有生僻不习者，已各照普通音改注；北京音之合于普通音者。当然在采取之列。”《国音字典》只将声母和韵母拼定字音,不但没有指定何种方言可以作口头上标准之声调，就连纸片上的四声点也没有点进去。由于平上去入各地调値不一，在民国初年的“国语”及《国音字典》虽然有各汉字的声韵拼法，但对于声调的表现法却莫衷一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可言。在京音派持续鼓吹其主张之际，黎锦熙等人开始提出以北京声调为准则的意见。连原来主张废除五声的人也出来呼吁教育部从速公布国音声调的标准，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最好就用北京调为国语的声调标准”。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后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中就有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1922年8月“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出版以后，创制拉丁字拼音方案的风气更达到高潮。钱玄同式两种，赵元任式一种（1922），周辨明“中华国语音声字制”一种（1923）。1922年和1925年周作人先后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以及《理想的国语》，强调国语的文化建设功能，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或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融合古今中外的语言，倡议国民全体用国语。[34][35]瞿秋白则批评这种现代汉语是“非驴非马”的新文言。翻译西方文学对国语的语法影响至深。[36]鲁迅也认为接近欧化文法是必要的。[37]国语是一种不同于古代汉语的新的语言体系。[38]国语研究会出版会刊《国语月刊》。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文学革命已大胜。
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钱玄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又把社员叶谷虚提出的《请审定一种罗马字拼音制度案》转送筹备会。于是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国语统一筹备会另组成一个叫做“国浯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推举了钱玄同、 赵元任、黎锦熙等十一位当委员,负贵起草和拟订方案。1924年至1925年，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人每月在东方饭店聚会研讨，最终发明了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案，这是最早的汉语拼音。[39]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他几乎把中国所有的落后、封闭、野蛮都怪罪于汉字。汉字成了“千古罪人”。
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出版，这是第一部系统的现代汉语语法学著作，提出“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仿造英语语法。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出版。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1925年9月，刘复在赵元任家发起组织在京的音韵学家学术讨论的“数人会”，成员是：刘复、赵元任、林语堂、汪怡、钱玄同、黎锦熙。除刘复外，其余的都是“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从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开了22次讨论会，“数人会”终于议决了一份《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9月14日，正式召开“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决议通过，呈交教育部。11月9日，由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作非正式公布。布告中说：“罗马字母，世界通用，辨认拼切，已成国民常识之一”，因此，“定此《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与《注音字母》两两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此后增修《国音字典》，即依校订之国语标准音拼成罗马字，添记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罗马字时，即以此种拼音法式为标准，以昭划一而便通行”。1925年6月14日，钱玄同与黎锦熙主编的《京报》副刊之一《国语周刊》创刊发行。新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刊物也大量出现。
1926年1月1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通过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 《宣言》第一次明确地宣告：“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公共的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这也是自然的趋势，用不着强迫的：因为交通上、文化上、学艺上、政治上，向来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枢，而标准的语言照例必和这几项事情有关系，然后内容能丰富，可以兼采八方荟萃的方言和外来语，可以加入通俗成语和古词类；然后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论上精密的组织，可以添加艺术上优美的色彩。这仿佛是一种理想的语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环境和时代的关系，实已具有这种自然的趋势，所以采定北京语为标准国语，比较地可算资格相当。”胡适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说：“我们如果考察欧洲近世各国国语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一种国语是先定了标准才发生的；没有一国不是先有了国语然后有所谓‘标准’的。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有了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然后有些学者起来研究这种国语的文法，发音等等；然后有字典、词典、文典，言语学等等出来，这才是国语标准的成立。”同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制订并发表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布告决定推行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为起草委员所修订的国语标准音，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罗马字母辨认拼切。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1928年北师大教授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代理主席沈步洲指定王璞、张士一等27人为“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指示：“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以期全国语言相通。”
1931年北京大学公布《国文学系布告》，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四组。胡适、周作人、余平伯担任担任散文指导教员；徐志摩、孙大雨担任诗歌教员；冯文炳担任小说教员。新文学运动的老教授退出教学一线以后，罗常培和魏建功接棒从事国语推广，并在1936年合拟了文学系课程纲要。
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指定北平语音为国语拼音和声调的标准，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国音常用字汇》序言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说明，“所谓以现代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京中市井土语与京中通用之官话不同。[40]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1938年3月，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中国辞典编纂处，所长黎锦熙。
1940年，国民政府公布准照国音的《中华新韵》。往后的国语系统及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中华民国此时期的国语系统。
1948年《国语课程标准》：“指导儿童练习国语，熟谙国语的语气语调和拟势作用。”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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