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道“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意思是说底层人士对于义气的珍视，往往要胜过读书人出身的官员、中高级人士，虽然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难免有失偏颇。其实，读书为官者对于义气的珍视，在历史上并不鲜见，而晚清的山阴县令李钟岳，便是其中的典型。
李钟岳是山东安丘人，年轻时在科场混迹多年但运气不佳，自从18岁考中秀才后，一度陷入连考连败的怪圈中，直到39岁才考取举人，44岁时又高中进士，至此才算是光耀门楣。李钟岳在翰林院供职数年后被外派到地方，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时候，又调任绍兴府山阴县令。而正是在这一年，李钟岳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原来就在李钟岳上任不久，治下便出现要案，光复会领袖徐锡麟在安徽举事失败，牵连到会党女领袖、大通学堂督办秋瑾，而秋瑾及大通学堂正在山阴县。有鉴于此，浙江巡抚张曾扬电令绍兴知府贵福，要求即刻查抄学堂、逮捕秋瑾及其同党。贵福不敢怠慢，又电令李钟岳，要其限期完成此事。
虽然上司督促甚严，但李钟岳出于良知和对秋瑾的仰慕，却替她及大通学堂辩解，并在遭到严厉申斥的情况下，故意采取拖延政策，迟迟不肯发兵捉拿“叛党”，希望秋瑾等人能够逃生。然而对于李钟岳的一片苦心，秋瑾却以“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为由予以婉拒，并在遣散众人后，毅然留守学堂。
此时，贵福又严令李钟岳捉拿“乱党”，并亲自前往山阴县坐镇监督，后者被逼无奈，只好率人查抄学堂，并将秋瑾等人押解到县衙审讯。然而名为审讯，实为谈心。在公堂上，李钟岳不仅为秋瑾设座，而且还单独与其交谈，并请她题诗、作文，秋瑾的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实际上引自清代诗人陶宗亮）。
贵福闻讯大怒，厉声责问李钟岳，并出示巡抚的手谕，命令他将秋瑾“就地正法”，后者虽然据理力争，但终究未能改变结果。1907年7月15日，秋瑾等人被押至绍兴轩亭口问斩，年仅32岁。由于秋瑾是国内闻名的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革命志士，如今一经拿获便被斩首，得知消息的人士无不惊骇震悚。
“秋瑾女士曾至日本游学，程度颇高。近被人指为徐锡麟党羽，遂被拿获，立予斩决。闻者莫不栗栗。”见《申报·查封徐锡麟家产学堂之骚扰》（1907年7月18日）。
事后，贵福因为李钟岳屡有袒护“逆党”、抗命不行的举动，便在张曾扬面前极力弹劾他，引得后者大怒。就在秋瑾遇难后第三天，李钟岳即因“庇护女犯”的罪名被革职还乡，消息传开后，绍兴数百名士绅自发为其送行。面对着送行的人群，李钟岳满脸愧疚地跟他们讲：“李某的个人去留算不了什么，只是拼尽全力也未能挽回大局，实在是太遗憾了！”说罢，恋恋不舍地离开山阴。
李钟岳离任后并没有返回老家安丘，而是暂时寄寓在杭州，每日里反复念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这句话，对秋瑾之死依然是难以释怀。不仅如此，李钟岳还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并对着秋瑾的遗墨发呆、落泪，有时一天多达七八次。家人见李钟岳情绪如此低落，生怕他会寻短见，所以日夜对其盯防，但终究未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廿三日，就在秋瑾遇难百余日后，李钟岳趁着家人不备，在寓所悬梁自尽，终年53岁。浙江士绅听闻李钟岳自杀的消息后，纷纷前往吊唁，而上海各大报社也争相报道此事，一时间群情激愤，在哀悼李钟岳的同时，也痛批贵福、张曾扬，使得二人由此身败名裂。
不仅如此，李钟岳去世多年后，浙江百姓依旧对他怀念不已，并自发为他在西湖建立祠堂，年年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可见公道自在人心（“浙人追思之，及秋案昭雪后，乃为立祠西湖上，岁时祀之。”见《续安丘新志》）。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李钟岳虽然间接害死秋瑾，但因为他的结局，导致秋、李两家不仅冰释前嫌，而且还结为至交，这也是一段佳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