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宋朝，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军事上的孱弱，自打建国开始就相继被辽、西夏、金、蒙古欺负。两度亡国，要不是宋徽宗仅存的儿子赵构逃到了南方，建立起流亡的南宋政权。大宋王朝早就消失在历史的浪潮当中。
虽然两宋军事孱弱，并且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的中央王朝（传统的燕云十六州未被收复）。但是这并不影响两宋在另一个领域的伟大，在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过程当中，要论经济繁荣程度，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比得上两宋。
宋朝繁荣的经济主要体现在它的发达的商品经济、繁荣的市镇、人均GDP以及超过其他时代的市民阶层。
两宋拥有如此发达的商品经济首先要归功于坊市合一的新式城市的出现。两宋时期在唐朝“坊市制”的基础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造出了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这样坊市合体的新式城市。首都开封城更是呈现出“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
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的盛况。这样坊市合一的新式城市一步一步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清明上河图》跟一些两宋典籍里面不难发现宋朝人对商品的需求无论是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比前朝有了跨越式的增长。酒肆茶楼、梨园青楼四处林立，丝绸、茶叶、书籍等奢侈品消费需求旺盛。
发达的商品经济也推动了古代休闲文化产业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服务业”在两宋时期发挥到了极致。青楼里红粉们的莺歌曼舞，酒肆中骚客们的文采风流无不是两宋时期休闲文化产业发展的体现。
货币供给是反映一个国家流通领域商品价值量的重要指标，在北宋中期以后平均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铸币量的总和。可以想象当时以交换为目的，输入到流通领域的商品数量是何等的惊人。
繁荣的市镇，是两宋繁荣经济的产物。到了北宋熙宁年间全国有市镇近2 000个，不同于以往朝代，这2000多个市镇不再是仅仅政治中心的职能，更多的是发挥商业中心的职能。
在这些繁荣的市镇里面，最出名的莫过于北宋的都城开封。繁荣的开封府，在鼎盛时期人口达 150多万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城。北宋时期的孟元老就在《东京梦华录》用“市井最盛”、“不可驻足”等词来形容东京的城市景象。
在繁荣的经济背后是遥遥领先的人均GDP在做支撑。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采用购买力平价法，以1990年1美元的购买力为基数，将上千年来，欧洲与中国的人均 GDP，一律折算成 1990 年的美元，从而描绘出经济发展史的轨迹。
根据他的计算，宋朝建立之初人均GDP为450美元，到了宋朝末年为人均GDP为600美元，而同一时期的欧洲人均GDP才422美元。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当当一个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有“康乾盛世”的两倍之多（要知道整个北宋166年只比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过多了34年）。后世评价北宋都城汴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集市“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就连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都感叹道：“谈到 11 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
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产生市民阶层，在封建王朝的其他时期，因为“重农抑商”导致中国的市民阶层一直没发展起来。但是两宋就恰恰相反，因为商业流动性大，导致市民阶层激增，宋太宗为了解决市民阶层户籍混乱问题曾多次下诏整理户籍，却因为数量太大而统计缓慢。
到了北宋崇宁时东京开封约有 13 万多户，总人口当在 150万左右。全国范围的市民阶层人数更多，按照统计，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 98 万户，人口约500 万之众。现在学者詹子庆在其编撰的《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提出了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的观点，并且指出了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
繁荣的经济是两宋的骄傲，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孱弱的军事实力的事实。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繁荣的经济最终都变成了侵略者的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