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中国，奥迪被通认为是官车，奔驰代表真正的权贵和精英阶层，而宝马，则似乎沦为了暴发户的代言，对此更为要命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暴发户通常被民众描述成如下特征：没文化，无素质，目无法纪，四处作奸犯科，还整天耀武扬威。这一组极其不美好的形容词再加上品牌核心消费群的被误导，已足以对宝马品牌在中国造成致命地打击，它将让宝马在消费群体中间丧失一切美好的联想，并产生不出半点它产品本身所能让人体验到的、也是宝马极力推崇的——驾驶的乐趣，由此所形成的两难是：
假设我不是暴发户，我肯定不会买宝马，因为在国内开宝马意味着装富；
假设我是个暴发户，我也不会买宝马，因为我开宝马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个没文化的暴发富。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无论是对宝马品牌本身还是对于真正喜欢宝马的人而言，他们势必都得承担这与自身行为毫无关系的一系列恶意骚扰和民众的忿恨，品牌的力量在此彰显无疑，但很不幸，它是一种负力量。
宝马公司对此肯定会感到很无辜也很无奈，从最开始热炒的“宝马撞人案”到现在火爆的《疯狂的石头》中关于“BMW”的戏说，这一切都非宝马公司的市场行为所造成，宝马公司完全没必要也没有理由为这种造成品牌负效益的个体行为来买单，但事实是他不得不买。
借用群体心理学家勒庞的观点，品牌为消费者所提供的应该是一种类式于领袖力量的气质，或者它代表的是一种阶层特性和阶层气质，这种气质可神圣，可权威，可高雅，也可亲和温婉，但它一定得具备给这个特定阶层带来种种名声与效益的功能（大多数都不是实的功能）。勿容置疑，在未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宝马这点上做得很成功，前不久南周一期车市专辑里，讲到宝马作为重新拯救市场的一系列策略，也是从它重新向中国消费者诠释产品本原的核心消费群定位开始：知识精英阶层。很可惜的是，在这之前宝马没有意识到这点，它关于知识精英阶层的定位以及围绕这一阶层所做的在产品身上的全部努力，并没让中国的民众得到广泛的认知，或者说这中间的信息断了层，在绝大多数消费者心目中，未出现一系列恶化事件的宝马留给消费者的印象，恐怕更多的是归结于其昂贵价格背后身份的象征，这里有个巧妙的民众心理得做解释：其一，宝马是大多数人的梦想和渴望，其二，开宝马的人是让大多数人感到羡慕和有着强烈妒意的。这种妒意蓄谋已久，一旦找到一个合理的舒解渠道，必然会肆无忌惮地暴发开来。于是碰巧，我们甚至可以说民众们终于千辛万苦的等到了这一天：宝马撞人案发生了。
关于宝马撞人案最初对宝马符号的恶化，我们可以理解为民众对那些开宝马人的报复和蓄意攻击。这个类式挑起一场群体运动，总是由于某个个体人的行为和事件燃点了大家普遍的情绪，然后这个人又不足以满足其声势浩大的群体的情绪，运动便把注意力集体中到那些与之相关的人和物件上去了，而宝马此时就是被作为一种阶层的主身份识别被带出来的，这种主身份识别巧妙地暗合了公众的情绪（贵，普通人买不起，既然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得到了，那这个人便值得被憎恨，值得被打倒），于是所谓“抓起一个，打倒一片”的运动便进行得理所当然，尔后的宝马，从一个品牌符号越来越清晰地指向一个让人憎恨并具有先天性道德缺陷的阶层，它或者是所谓的暴发户，或者是那些高官权贵，又或者就是知识精英，总之，民众已故意模糊了这之间的界定，他们根本不需要任何界定，只要你是开宝马的，那你就值得鄙视。或者这时会用很多真心喜爱宝马的人站出来大声指责民众，说“你们怎可以仅凭一个宝马消费者的低劣行为来盲目断定所有宝马消费者都会有这种行为哩？！”但此时已经得逞的民众根本不会买所谓理智的帐，他们会同样大声用帕斯卡的话来反驳你说：别指责我们糊涂，因为我们是假装的。
然而事情远不止这般简单，假若仅仅是因为民众买不起宝马而对宝马产生愤恨并故意丑化它的话，那对于宝马来说并不足以构成极大的威胁，但事实是宝马真正的消费者也属于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但这观点和意见在整个群体中来说，是显得极其微弱的，道理是大多数人的，群体中的他们没办法也不能不受到群体意志的左右，引用《群氓的时代》一书中塔德的话，“不管一个群体在个体来源和其他方面有何不同，群氓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非常的偏执、可怕的敏感、荒唐的自大和极度的不负责任，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过分自负，过分狂热，对群氓来说，在恐惧和兴奋、‘万岁……’与‘打倒……’的呼喊之间没有任何中庸之道。”由此你可以想见作为一个宝马潜在消费者的苦恼，甚至他是不自知的，他只是简单地根据群体的意志就瞬间决定了自己不能再买这个产品。
不能不说宝马的被异化与宝马品牌本身具有非凡的魅力特性有关，在和平时代，作为一种商品，也只有宝马这种长期引领时尚的品牌才具备这种牵引群体意志的号召力，它符合马尔库塞的推论，在“消费大众”面前，符号化的宝马是绝对的“消费领袖”，而“消费领袖”是没有办法给予“消费大众”强制性暴力约束的，它传递是一种人们梦想实现的价值和身份的象征，因为只有小部分人可以亲近他，所以它又对大众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约束，这约束便造就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那少部分通过努力冲破这约束的人获得了极大的价值感，而另一方面，对于冲不破这约束的人，他便极其讨厌和憎恨这约束，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冲破这约束，于是乎，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立即团结在一起，站在这一小部分人的对立面，旗帜鲜明地表达他们的立场。
从这一点上来说，一个品牌似乎应该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象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尽管他真正服务于少数人，但他至少在名义上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说他提供了一种大多数人向这极少数人进发的可能性，宝马的失败之处在于它没有即时与大多数的民众沟通，并传达这种可能，甚至于中国绝大多数品牌都没做到这点，他们坚信“二八原则”并只愿把那其中的“二”的服务做好，于是造成出现很多对品牌群体性的攻击行为，比如对中国的银行，比如对电信和移动。
当然，对于大多数原本就定位于大众消费群的品牌来说，这点隐患并不存在，但对于目前大举进攻中国市场的奢侈品牌来说，他们在用商品故意划出消费等级的同时，必然得想办法通过另一种渠道来消解这种由等级所产生的民众的怨气，别看现在的市场似乎一片光明，一大群名牌的盲目追随者已让你卖得足够火，但如果谁都动不动来句“别摸我”，长此以往，怕到时真得就没人摸你了。
最后援引南周《宝马精神回归》一文中对宝马品牌最正统也是最新的描述，算是对此文中大量涉及宝马负面信息的一种致歉：
宝马从来都不应是财富和地位的标志，蓝白螺旋浆象征着一种哈耶克式的新自由主义精神，一种不求最富只做最好的专业信念，一种抛弃虚伪体验真我的生活态度，一种农民的儿子通过勤劳智慧自力更生最终改变生活的理想寄托，而这也正是宝马精神真正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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