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论是现代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潮流，符号学是这个潮流在当代的集大成者。
形式分析历史久远，打有文学起，就有关于形式的讨论：儒家文献论“赋比兴”；《文心雕龙》主张“风骨”与辞采的完美统一；《文赋》要求“绮靡”；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对悲剧情节构成的仔细讨论。传统的形式分析，是把形式看成内容的装饰，是增加作品可读性的手段。
现代形式论不同，现代形式论认为文学艺术的与其他文体有根本区别的地方，是其形式，而不是内容：是形式构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的所谓“文学性”(literariness)，或是英美新批评比喻性地称为“本体论”(ontology)的文学本质。
形式论是20世纪在欧美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出现的潮流：俄国“形式主义派”(Russian Formalism)，及其余波布拉格学派（The Prague School)；英美“新批评派”(The New Criticism)；欧陆的索绪尔语言符号学（semiology)，受索绪尔影响而兴起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美国的皮尔斯开创的符号学(semiotics)。在长期探索中建立的叙述学（narratology)，及其新的发展“后经典叙述学”(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都是形式论的分支。这些流派彼此起伏，在文学理论中形成一个强大的形式批评潮流。到当代，形式论与其他学派结合更加普遍。
形式论进入中国，是有阻隔的。先秦墨家名家的分析传统在汉之后渐渐失落了，唐初传进中国的佛教唯识宗和因明学逻辑，也没有能持久发展。中国传统批评注重直觉，“尚象”思维重感悟，“境界”之说重体验；在叙述文学的研究中，评点家的文字重在敏悟，而非现代叙述学那种周密细致的分析。形式论的成果，在中国的传统中显得隔膜，难以融入中国学术主流。而从50到70年代，形式文论甚至被认为极端反动，受到严格排斥。但八十年代以来，形式论各派在中国飞速发展。
不少学者试图超越形式分析层次，进入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探究，这是正常的批评必然采取的方向，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不顾形式分析。解构主义理论家哈特曼有名言：“有很多路子超越形式论，最无用的路子是不研究形式论”。可以说，排除形式论，现代批评理论已经不可能运作。（赵毅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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