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7月，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皮利欣来到了邻村——乔尔纳亚一格里亚齐村。他是朱可夫的舅舅，11岁时被送进毛皮作坊当学徒。4年半以后，他当了师傅。米哈伊尔非常节俭，几年内积攒了一笔钱，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他成了一个出色的毛皮匠兼皮货商人。许多有钱的人都订他的货，他就狠狠地敲榨他们。皮利欣逐步扩大自己的作坊，除雇用8名毛皮匠外，还有4名固定学徒工。他残酷地剥削他们，积攒了大约5万卢布的资本。
朱可夫的母亲央求她的这位兄弟收朱可夫当学徒。到莫斯科去的准备工作很简单。母亲给朱可夫包了2件衬衣、2副包脚布和1条毛巾，还给了朱可夫5个鸡蛋和几块饼，准备给朱可夫在路上吃。全家为朱可夫祈祷以后，又按照古老的俄罗斯习惯在长凳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母亲对朱可夫说：“好孩子，愿上帝保佑你！”说完，她就紧紧把朱可夫搂在怀里，伤心地大哭起来。朱可夫看见父亲的眼圈也红了，泪水忍不住地往下流。朱可夫自己也差点哭出声来，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当朱可夫和谢尔盖叔叔坐上火车出发时，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车厢里很暗。他们坐在三等车厢，而狭窄的过道里只有一根小蜡烛所发出的弱光。天亮时，朱可夫他们到了莫斯科。谢尔盖叔叔对朱可夫说：“你看，这就是你以后住的房子。院子里是作坊，你将在那里做工。正门从卡美尔格尔胡同进，但是，师傅和学徒只能从后门、从院子里进。”穿过一个大院，朱可夫和谢尔盖来到正在干活的工人跟前，和师傅们打招呼问好。谢尔盖叔叔把朱可夫领到一边，把每一位师傅和学徒的名字告诉了朱可夫，并把他们对朱可夫作了介绍。随后，他们爬上昏暗而又肮脏的楼梯，来到二楼作坊办公室。老板娘走了出来。她先和他们打招呼，接着说：“老板现在不在家，但很快就会回来。”她对朱可夫说：“走吧，我带你去看看房间，然后到厨房去吃点饭。”
学徒工的头库齐玛叫朱可夫到厨房去吃饭。当时，朱可夫饿极了，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但是，朱可夫又碰上了一件倒霉的事。原来这里有个规矩：开始吃饭时，只能从公共菜盆里舀菜汤喝，不能捞肉吃，只有饭快吃完了，等到女工头敲两下菜盆以后，每个人才可以夹一小块肉吃。而朱可夫刚来还不知道这个规矩，上去就捞了两块肉，并且得意地一口就吃下去了。就在朱可夫正要去捞第三块肉的时候，脑门上突然挨了重重的一勺子，前额上立刻就鼓起了一个包。库齐玛对朱可夫说：“没关系，挨了打就忍着。一次打，二次乖，下回你就学精了。”库齐玛还领着朱可夫到附近的小店铺去认路，因为今后朱可夫要常去这些地方为师傅买烟打酒。女厨师(兼女工头)玛特丽莎告诉朱可夫怎样洗餐具，如何生茶炉。
第二天一早，朱可夫被安排坐在作坊的一个角落里，开始学习缝毛皮。女工头把针、线和顶针给了朱可夫。她开始教朱可夫缝皮技术，并且为朱可夫做示范动作，并且告诉朱可夫，如果有什么地方不会缝，就可以找她。就这样，朱可夫开始了最初的劳动。刚开始时，朱可夫总是感到很累。对于很晚才睡觉，朱可夫也不习惯，因为在乡下一般睡得很早。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朱可夫就慢慢习惯，并能担当起每天繁重的劳动了。
刚来到莫斯科，朱可夫很想念农村、想念家人。他经常回想起常玩的小树林，和普罗哈尔一起在那里打猎，同姐姐一道去那里摘野果、采蘑菇、拾柴火。每当回想起这些，朱可夫心里就感到难过，就想哭。朱可夫心里还想，也许永远看不到母亲、父亲、姐姐和朋友们了。因为学徒们要到第四年才给几天假回家看看。而朱可夫觉得，这段时间太长了，并担心假期不会到来。
很快，一晃过去一年了。朱可夫当学徒工的第一年中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是，他不怕吃苦，勤学苦练，很顺利地学到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手艺。虽然常常因为一点点小错，老板就狠狠地打朱可夫一顿。除挨过老板的打以外，他还挨过师傅的打、女工头的打、老板娘的打。特别是当老板不高兴时，最好不要遇见他。不然，有时会无缘无故把你狠揍一顿，打得你耳朵一整天都嗡嗡地响。老板有时也让两个做错了事的学徒用一种抽打皮子的树条互相抽打，老板自己站在一旁叫喊：“狠狠抽，使劲打！”学徒们也只好在心里忍受着。
朱可夫也知道，老板打学徒是屡见不鲜的，——这是法规，这也是制度。老板认为，学徒是完全听任他支配的，永远也不会有人因为他打了学徒、因为他对年幼学徒们的非人待遇而向他问罪。在事实上，也没有人问过朱可夫他们是怎样工作的，吃得怎么样，生活条件怎么样。对于工人们来说，老板就是最高的法官。在当时，沙皇政府统治下的俄国，整个工人阶级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个人的身上都套着沉重的枷锁，这种枷锁就连成年人也不一定能承受得了的，何况对那些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