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苏轼对词的贡献
柳永为后人所重视的，是他在宋词方面的贡献。其在词史上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他是长调（慢词）的倡导者，并且是创作词调最多的词人。宋初词宗《花间》，多唱小令。由柳永大力开拓新局面。试看北宋初年直到徽宗时代，几个大名家的词集几乎全是小令：例如晏殊的〔珠玉洞〕，全部130多首中，除了卷末5首应酬的寿词〔拂霓裳〕、〔连理枝〕是中调外，几乎全部是小令。欧阳修的《六一词》，也绝大部分是小令，而且有些调子用得特别多，如〔渔家傲〕30调，〔玉楼春〕29调，〔蝶恋花〕17调，〔采桑子〕13调。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刘永首创或首次使用。因而才有“词至柳永，体制始备”的说法。 其二，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柳永的词面向市民大众，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并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柳永一改往日文人在描写深闺女性的自怨自艾，逆来顺受的情节，表现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并且第一次将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表现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柳永的词也真切地反映了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在表达方式上，柳永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来表现。 其三，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使得柳永大部分的词都有即事言情，情由事生，抒情中含有叙事性和隐约情节性的特点。在叙述中，柳永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并且创出其独特的结构方式，即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的回环往复式时间结构，一改往常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 其四，柳永的词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即抒情自我化。柳永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正如南宋陈振孙所说的柳永“尤工于羁旅行役”，由于“未名未禄”，必须去“奔名竞利”，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柳永的词全面展现出柳永一生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读词如读其人。其后，大多名人志士都效仿这一风格。
柳永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其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向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其实，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但也不能否认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的非凡的成就：其一，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他在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苏轼主张词须“自成一家”，即“其文我如其为人”，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达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向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其二，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面。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的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苏词中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此类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在他的词中不仅想内心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苏轼在词中不仅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现居读书及躬耕、涉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阔达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中心的殿堂。 其三，“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苏轼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并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增强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从本质上，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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