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秦：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东周洛阳人。事迹在《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苏秦出身寒微，读书刻苦，向往富贵生活，具有强烈的功名心，且知识丰富，能言善辩，善于运筹帷幄，为人主出谋划策，但没有自己固定的政治主张与理想，在战国时代纵横家中他是比较典型的。有关苏秦的详细史料，可参见《史记》苏秦列传，《东周列国志》等。有关苏秦及其他战国纵横家的文学形象，可参见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2、甘茂：战国中期秦国名将。下蔡(今安徽凤台)人。事迹在《苏代劝秦王留甘茂》中。甘茂自秦国逃出后，准备到齐国去。出了函谷关，遇见苏代(苏秦族弟)，说：“您听说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代说：“没听说过。”甘茂说：“在江上的众多女子中，有一个家贫无烛的女子。女子们在一起商量，要把家贫无烛的赶走。家贫无烛的女子准备离去了，她对女子们说：‘我因为没有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便打扫屋子，铺席子。你们何必爱惜照在四壁上的那一点余光呢?如果赐一点余光给我，对你们又有什么妨碍呢?我自认为对你们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呢?’女子们商量以后，认为她说的对，就把她留下来了。现在我由于没有才德，被秦国赶走，出了函谷关，愿意为您打扫屋子，铺席子，希望不要把我赶走。”苏代说：“好，我将设法让齐国重用您。”
3、周公旦，西周政治家。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武王死后又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
《战国策》是一部先秦历史文献，因长于说事而著名，是一部国别体史书，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共33卷，约12万字。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记事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
《战国策》还有《国事》《国策》《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原著者名字不可考。
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沿用至今。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所记人物是复杂的，有纵横家，如苏秦;有义士，如鲁仲连、唐雎、颜;有不怕死的勇士，如荆轲、聂政。这些人物形象逼真，刻画得栩栩如生。
《战国策》的文章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渲染夸大，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描写人物形象极为生动，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通过有趣的寓言故事，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战国策》文学历史成就
《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不过，《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既有讲权术谋诈，图个人功名利禄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之士（《赵策三》）。《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士贵耳，王者不贵（《齐策四》）的声音，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书中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部士阶层，尤其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促连、颜斶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由于作者对这些人物心仪不已，颇为倾慕，甚至不惜脱离史实，以虚构和想象进行文学性描写。《战国策》中，不是史实，出于虚构依托的内容颇多。如书中用力极深，描写得极成功的人物苏秦，其事迹言论有不少就是虚构的。至于在具体描写中，虚构的手法更为普遍，也更进一步。如《秦策一》写苏秦夜读，引锥自刺及慨叹之语，夜室独语，有谁知道，显然是作者根据传闻虚拟而成。而《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写邹忌看见徐公时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不仅表现了邹忌内心的活动，而且涉及心理活动的过程，接近人物的心理描写，显系出于作者的想象。夸张虚构不合史著的.要求，但却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燕策三》记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其中田光自刎以明不言，樊于期自刎献头以图报仇，易水送别，秦廷献图行刺等情节，出人意表，慷慨悲壮，于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人物性格得以生动展现。人物个性化的言行在《战国策》中很突出，如《秦策一》中，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而对苏秦归来时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黧）黑，状有归（愧）色的外貌神情描写，绵密细致，极为传神。
《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弹铗而歌，焚券市义、营造三窟的事迹，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策士廷说诸侯之辞，臣讽君主之辞，以及不同意见的辩难，都反映出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文章艺术风格，前人概括为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可说是《战国策》说辞的主要特色。
战国时代，君德浅薄，多庸主暴君，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楚策四》载庄辛说楚襄王，庄辛针对楚襄王淫逸侈靡、不顾国政而进谏，说明国君如此行径必遭杀身之祸。他运用四种譬喻，即蜻蜓为五尺之童所黏捕，黄雀被王孙公子射杀，黄鹄被射者用网罗捕获，蔡灵侯因放荡逸乐被楚大夫发用绳索捆缚。四种譬喻，由小到大，逐渐过渡到楚顷襄王本身，指出其所作所为，正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形象生动，引喻谐调，气势充沛，说理充分。再如《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也是从切身体验的生活趣事，来形象喻示所要阐述的道理，贴切深刻，饶有风趣，很有说服力。
《战国策》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如《燕策二》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惠王不应伐燕，以免强秦坐收其利。这类例子《战国策》中俯拾皆是，如画蛇添足（《齐策二》）、狐假虎威（《楚策一》）、南辕北辙（《魏策四》）等等。这些寓言大都即事编撰，独出心裁，比附现实，以表情达意。用具体的形象概括抽象的道理，表现出极强的艺术力量。
《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气势充沛，还与行文的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有关，如《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列举了周烈王之斥齐威王，殷纣王之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齐闵王之欲仆妾邹鲁等，肆意夸张铺隐，极言尊秦之害。又如《齐策一》记苏秦说齐王合纵，极力夸张渲染齐国之强，临淄之胜，排比对偶层出不穷，文辞瑰丽多姿。
与其游说之辞一样，《战国策》的叙述语言，也长于铺张渲染。苏秦始将连横（《秦策一》）写苏秦说秦王不行时的狼狈之状，发迹后路过家乡时的踌躇满志，荆轲刺秦王（《燕策三》）写荆轲易水送别时的慷慨悲壮，都是典型的例子。《战国策》叙述语言有时描写相当精细。苏秦刺股（《秦策一》），触龙入朝（《赵策四》），邹忌窥镜（《齐策一》）等，写的都是琐屑细节，却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尤其是荆轲刺秦王的场面，描写人物动作神情，极为细致传神，荆轲的豪迈暇豫，秦王的惊慌失措，殿上殿下的混乱惊扰，这些顷刻间发生的惊险紧急场面，作者一一道来，清晰详尽，有条不紊，如同电影镜头，作者对叙述语言运用之娴熟，令人惊叹。
《战国策》文章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瞻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