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与李白、杜甫并称唐代三大诗人。
新乐府运动
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白居易一生以诗为话，著述颇丰，传世诗文七十五卷，计三千八百四十篇，在唐代首屈一指，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而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讽喻诗和感伤诗，其中的新乐府、歌行曲尤其引人注目。上个世纪２０年代初，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据此在其《白话文学史》中首称“新乐府运动”。
中国唐代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初唐乐府诗，多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即事名篇，无所依傍”。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向衰落。至贞元、元和年间，社会危机进一步暴露，一些有识之士对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希望革除弊端，中兴王朝。反映在文坛上，便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809），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和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作《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这样，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拉开序幕。作为诗歌运动，新乐府的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也有古题乐府。但虽用古题，却能创新意，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
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等人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喻作用，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弊病；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为内容服务，表达真切顺畅，让人容易接受。这些理论一反大历以后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发扬了《诗经》、汉魏乐府和杜甫的优良的诗歌传统，具有进步的意义。
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方面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实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这类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倾向性。在艺术上，尽管各自的成就不同，风格有别，但大都体现出平易通俗、真切明畅的共同特色。元和十年，白居易遭谤被贬，远谪江州，新乐府运动也因之受挫。但这场运动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时至中唐，安史之乱破坏了的唐代社会得到了相对的稳定，政权得到了相对的巩固，经济也得到了相对的发展。统治者因此有了整顿朝纲，复兴大唐的希望，其途径之一就是采纳臣下的采诗民间，听政于民的建议。另一方面，藩镇拥兵割据，宦官专政弄权的形势也更加严峻，更加剧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和对土地的兼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苛刻的政治，繁重的赋税，使劳动者不堪重负，怨声载道，顺口溜着咒几句，编着曲儿骂几声是情理中事，于是民歌风行，不胫而走。
当此之时，皇帝采纳了白居易的对策，采诗民间，听政于民，以“观风俗，知得失”。请看白居易的《策林·采诗》：
（皇帝）问：圣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顺为教也，然则一人之耳，安得遍闻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为如何？
臣（白居易）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之；教之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斯之谓欤？
居易不只是以诗讽谕，积极应对，提倡并促成了新乐府运动，而且上通下达，积极运作，起着中枢领导的作用。对此，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留下了自己的形迹。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民）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民）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这是一段难得的关于新乐府运动情况的文字记录。皇帝刚刚即位，雄心勃勃，要重振朝纲，宰相（裴垍）也为官正直，积极辅佐皇帝，经常传下圣旨，要求采诗官采诗以了解民生疾苦。一个“屡”字，足见新乐府运动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身是谏官”的白居易责无旁贷，一方面要把皇帝的旨意传达下去，落实到位，一方面又要把采诗官所采歌诗收集上来，分门别类，奏明皇帝。由此可见，采诗成了朝政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成了朝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其间，白居易忙里忙外是不可或缺的组织者。白居易的组织工作做得也实在出色，一面要当廷“启奏”，一面又要对可以解决民生疾苦，消除社会弊端却又不便在朝堂上启奏的，让乐府谱曲、乐工临场唱给皇帝听。伴君之事，不可儿戏。“稍稍”二字亦足见白居易及广大乐府员工在这件事上的谨慎、认真态度。白居易指导有方，组织得力，堪称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了。
白居易不仅是新乐府运动的杰出的领导者，也还是一位身体力行者，在新乐府创作上有着丰富的实践和精妙的理论。他现存新乐府５０首，从不同角度指陈时弊，讽谕皇帝。如广为流传的《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捕蝗》，“刺长吏也”；《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西凉使》，“刺封疆之臣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卖炭翁》，“苦宫市也”；《官牛》，“讽执政也”；《黑谭龙》，“疾贪吏也”；《秦吉了》，“哀冤民也”等等，这些诗篇运用活生生的事实，揭露朝政腐败、官贪吏虐给老百姓造成的苦痛和灾难。细品白居易的这些新乐府篇章，给人的感受是“其辞质而轻，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辞覈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新乐府序》中的这段话，阐明了新乐府的创作目的以及新乐府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基本要求，可以看作新乐府创作的基本纲领，更是白居易的经验之谈。用今天的眼光看，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又是新乐府的写作高手、理论专家，是一位“内行”领导“内行”的行家里手。
白居易对新乐府运动领导的杰出之处，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得到见证，那就是因为他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于新乐府运动而遭到的嫉恨和报复。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读这段文字，那些乱臣贼子、贪官污吏对白居易的嫉恨情状可以想见，进而还可以想见这些乱臣贼子、贪官污吏对采诗官从“街陌”之间搜集到的民歌的嫉恨、恐惧情状。
但是，恨归恨，后面有皇帝、宰相撑着，谁也不能奈何他何，何况这也不是白居易一人之所为？不过，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会以百倍的疯狂施行报复。果然如此，到了宰相武元衡遇刺被害，白居易首先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时，“执政恶其越职言事，诬以非罪”而贬他为江州刺史。这还不解恨，就在白居易走马上任之际，进而又借故贬他为江州司马。因为说话不是时候，就一贬再贬，显然这是奸人的挟嫌报复，非要置白居易于死地而不可的。但是下层劳动人民喜欢他的新乐府，如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所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以至“巴蜀江楚间洎长安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由此可见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的影响，同时也可以证明，新乐府运动绝非是几个文人骚客之间的彼此唱和，而是波及朝野，根植民间的诗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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