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域风格是某一地区的作家在创作上所形成的地方特色，是某一地区的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地域文化心理所形成的独特风貌在作品中的体现。属于文学风格重得一种。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地域性对文学的影响有时隐蔽、有时显著，总体上说常深刻的：在影响甚至潜在决定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特征，以及作品内容、风格、叙述方式的基础上，甚至孕育出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鲁迅是中国的也是绍兴的：他的小说、散文一看就是绍兴人写的。同样，沈从文之于楚地，老舍之于京都，赵树理之于三晋，张爱玲之于上海，柳青、陈之于陕秦，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之于东北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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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有地域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心雕龙》称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而南方的《楚辞》则“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明确提及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对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作了有趣的比较：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他已经注意到地域特点参与文学风格的形成了。国外也有类似的：法国19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把地理与种族、时代并列，作为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把文学品种、风格的生成与地域条件相关连，从考察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去文学与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至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视角。
其实，只要谈文学，必然包含着它的地域性。比如说“中国文学”，既指它的“中国”属性，也包含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特征。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京派、海派之说；这种区分实际由来已久：《红楼梦》明显是京派小说；而那时的海派小说呢？《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可为。
这两本书都关涉烟花场，写到了租界商人，这是题材和内容。有趣的是人物居然时不时说苏白。鲁迅在《汉字与拉丁化》一文里打趣说：“一部《海上花列传》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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