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影评》——周黎明看电影
《看电影》杂志2004第十期中刊登了周黎明的《怎样写影评》，特贴上来，比较长，您可以挑选你喜欢看的段落读，希望可以供大家参考，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写写影评。有打错字的地方请原谅，没有太多的时间校对。。。。。。。。。
曾经有读者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容易回答，也很难回答。说容易，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从来不认为写影评有什么N字方针：说难，写影评跟看电影一样，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很多东西只可意会。本文要说的，与其说是“怎么写影评”，不如说“我是怎么写影评的”。
写影评，归根结底就是把看完电影后的感受用文字记录下来。只要你看片时没有睡着，你对所看影片都会有所感觉：即便是睡着，那也是一种反应，也许能证明这部影片不是一般的闷。影评没有长度的限制（媒体会有），长的洋洋万言，短的可以两三句。有个英文电影论坛举办一句话影评比赛，结果有些获胜者居然将评论浓缩成一个字。我最近编写《西片碟中碟》这本欧美电影指南时深有感触，写短评绝对不比完整的评论轻松。
在成千上万茶余饭后发表观后感的观众中，坐下来把想法变成文章的是少数，而媒体能采用的更少些。如果几家有影响的媒体不约而同休用同一种文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影评就该这么写。比如在美国，主流媒体的电影评论一般在一千字左右（译成中文）。大约三分之二篇幅是描述剧情，剩余的属于评价，但评价的方式没有固定程式。我最初写影评时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落笔自然留下这种痕迹，我觉得无所谓好坏，只是一种风格而已。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文艺评论传统长期受压制的缘故，我们对一些概念界定没有西方那么明晰，可是我们又非常喜欢条条框框。就说“影评”，什么叫“影评”？狭义地看就是英文中的Film review”。这类文章是写给看电影的人看的，不是给拍电影或研究电影的人看的，一般发表在主流媒体或影迷刊物。罗杰。艾伯特是惟一得过普利策奖的影评家，但他的文章非常浅显，直白到像是拉家常。他很高产，每周可以有五篇评论，但都比较短，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700字。他的大众路线使得他成为读者最多的影评家，全美国有两百多家报纸授权转载，而且他每周还有一个电视栏目，每期半小时。跟他相反的如《纽约时报》的艾维斯。米切尔，喜欢卖弄辞藻，非把读者搞得云里雾里不罢休，不信大家可以看我翻他的《骇客帝国国2》评论。宝琳。凯尔可能是最有影响的美国影评家，她反电影评论提高到艺术的高度，从60年代到80年代未，她的评论是美国文化的一面旗帜。她的文笔有点像子君，有一种女性的优美，但观点非常尖锐，有时很刻薄。
我们的影评范畴似乎要更广一些，有些很感性的随笔、借助电影的抒情文字，英文中应属于essay;有一些是理论研究，属于论文性质，英文应该是film criticism或Film theory。习惯于其中某一类的读者，往往会对其他类型看不惯——看惯随笔的会嫌其他的没有个性；看惯论文的自然会觉得没有大量专业术语和脚注就等于没有深度。在我所写的长篇评论中，《人工智能》和《公民凯恩》都超过一万字，但前者其实很感性，而后者本来就是一篇论文，只不过我竭力回避论文的风格。假设我把该用的术语全用上，并附上每句话的出处，估计某些学院派会心悦诚服，而该文则会丧失99%的读者。这是我的局限，媒体多半认为是长处，而大学和研究院则视为“你还嫩点，需要改进”之处。
以前老一辈的评论很像我们中小学里上语文课，先来一段时代背影 ，接着是故事大纲，中心思想，最后是具体分析等等。作为一种写法，这未尝不可，但它不是金科玉律。我尽量回避这种作茧自缚的写法，害怕用一种形式把自己框死。通常看完一部影片后，我会想一下自己感受最深的是什么，也许是故事（如钢琴家），也许是讲故事的方式（如穆赫兰道），也许是表演（如煞女），也许是摄影或置影（如吸血惊情四百年），也许根本没有故事，表演等，只是纯感受（如雷吉奥的生活三部曲）。一部影片可以谈论的东西很多，但应该谈论的是那感动自己的部分。填充式的面面俱到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不会成为好影评。
影评人要不要文艺理论知识？以此为生者有理论基础当然是好事，但是，在懂一点点理论和不懂理论之间，我宁愿选择不懂。当刚涉足文艺理论（以及相光的美学和哲学）时，很容易产生豁然开朗的大彻大悟，以为什么事情全了如指掌，殊不知自己学的只是很多理论流派中的一种。每一种理论都有独到之处，但推到极致都会变得荒廖。
对我来说，怎么写不重要，有本事写成诗歌也无妨。重要的是写的内容是否言之有物。说到这个“物”，里面有太多奥秘。由于我们生长在一个“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的大环境中，很多读者不由自主地寻找跟自己相同的观点。一旦意见相左，便会做出激烈反响。顾小白很少写review型的影评，但一旦出手一定很精彩，他对《双雄》的评论也是如此。有网友不同意他的观点，这也很正常，但这位网友显然感情受到伤害，因为顾小白说了他偶像的坏话。真是不必，你有不同意见尽可以发表，在网络时代，已经没有人能垄断话语权；但只要没有“高度统一”的政策，这个世界上就会有形形色色的不同意见，对一部电影的评论更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不能适应言论自由的环境，那他最好躲开这个环境或者自己创造一个言论统一的小环境。
《手机》引发的争议表明，有这种心态的影迷在我国为数不少，首先是崔永元。作为一名该片的评论者，他犯下了两个大忌：一是你必须看过影片后才有资格评论，否则你的观点是空中楼阁；二是你可以用任何强烈的语言驳斥该片，如果觉得有诽谤之嫌，可以诉诸法律保护，但他暗示电影局应该禁映（原话是：我甚至不理解电影局为什么能让他通过还在全国放映）则是一种对电影业极为有害的思维。更可悲的是，在新浪网的调查中，高达40%的人同意他的观点（也许只是同意他言论中的某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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