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早年用功读书，“三年不窥园”，以研读《公羊春秋》出名，与胡母生齐名，景帝时曾任公羊博士，武帝时任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更化善治，“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前德而后刑”，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董仲舒的弟子很多，他讲学的方法是“下帷讲诵”，讲课时用幕布围起来，只教高才生，一般学生则由高才生去教，因此很多董派弟子根本没见过董仲舒本人。他的弟子有出色的，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
董仲舒居家写《灾异之记》，当时辽东高庙发生了火灾，主父偃把书上奏给了汉武帝。汉武帝让学者讨论，以为该书讥讽朝政。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当时也在场，他不知这是老师的作品，批评此书是“大愚！”。结果，董仲舒被判死罪。后来被汉武帝赦免[4]。被废为中大夫。以后董仲舒再也不敢宣传“阴阳灾异”了，晚年“居家……以修学著书为事”。
董仲舒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建议以“弱枝”或“小末”的方式严禁王侯大臣擅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流行于汉代的谶纬都是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董仲舒还把《公羊春秋》用于司法上，提出“《公羊》治狱”，即《〈公羊〉董仲舒治狱》，是汉代酷吏产生的基础[5]。从而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
董仲舒有一百多篇文章、词赋传世，但是今日除了《天人三策》、《士不遇赋》之外大多散佚。《隋书·经籍志》所着录《春秋繁露》据说是董仲舒作品，这个说法暂时为学界所接受；由于该书内容杂芜不纯，无法完全证实是董氏之主张。宋代程大昌《演繁露》与近代仍有一派学者认为《春秋繁露》是伪书。
皮锡瑞称：“董子传《公羊》，《春秋繁露》所载，皆言经义，且皆与《公羊传》合。是董子之于经学，尤为专门名家。”
据说他是
董永和仙女生的儿子，《董永变文》叫董仲，《清平山堂话本》收宋元小说《董永遇仙记》说董永与织女婚后，生一子名叫“仲舒”；《槐阴记》也叫董仲舒。明代《董永宝卷》叫董震清。
还有司马迁。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古今之变”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
《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韩城民间传说：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获罪后，其族人多改姓避祸。或将“司”加一竖改姓“同”；或将“马”加两点改姓“冯”。所以，现在芝川镇西塬上徐村同姓、冯姓的人，都是他的同族后裔。
明代史学家柯维骐以司马迁为榜样专心着《宋史新编》，竟毅然,自,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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