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05-09
答案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造成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的局面.
西汉至魏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由北方向南方迁移。伴随这种迁移的是中华民族思想新的解放。西汉武帝时，因北部(匈奴南犯)压力所产生的巩固政权的需要，汉武帝利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对原始儒学中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原始民主的部分进行了修正，使之成为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学说。至此，儒学的生命力开始枯竭。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迁移，从而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发生分离的时期。这时政治仍以北方为重心，而经济重心已向长江流域移动。这种离心到唐宋时已随大运河的开辟成为定局。此间，广阔且未开发的长江两岸为北方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系统提供了新的复制空间，这再一次激起中华民族再建秦汉社会系统的热情。这种热情在玄学以及西传佛学的催动下，形成了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社会思想。
儒学在东方中国的衰落为西亚南亚诸文化传播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东汉始，中国相继传入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前几种宗教主要在西域胡商中流传，汉人多奉老子为教祖并开始接纳佛教。与基督教一样，佛教在早期也是劳动人民思想解放的武器。唐始，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小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华夏传统思想方法在生克融溶中的演进步入成熟的阶段。此时南方土地开发日趋饱和，生产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式经营；与此相应，外来的佛学思想在与中国的儒学和道学交融后，在中国扎根并与道学一起在唐韩愈倡导的“复古运动”中，开始接受儒学的“招安”。宋时，中国南方开始有了微弱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随的是佛学和道学思想中的理性意识开始向儒学渗透，与儒学产生共融，并由此诞生了以宋明理学为标志的新儒学。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朱熹把“理”推至无尚地位后，接着又把儒家社会规范纳入理义之中。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2]在此，“理”又成了儒学的核心内容。同时，朱熹又把佛学禅宗中的灭除杂念的修行思想与儒学的修身思想揉合一体，提出“去人欲，存天理”[3]的伦理规范，就这样，道释儒三家在宋明理学中得到天衣无缝的融合。
王守仁的弟子王艮把老师的“理”从内心又拉回到现实，提出：“即事是学，即事是道”[6]的命题；李贽更执极端，大呼“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7]强调个性解放：“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8]最有意义的，是李贽提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9]的一反东方大一统思惟常规的命题：他在《夫妇论》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鲜明地表达出他的本体二元论的思想，这与康德“二律背反”的命题何其相似；可惜的是，李贽这种跨时代的思想闪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为学人偏爱，正如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中国人更青睐后者一样。
李贽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注重修身与实践相结合的风尚，其代表人物是明清之际的的三大思想家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其学说特点是强调“崇实致用”。大概是对宋明亡国的惨痛教训，明清以后的学人不再只限于解释世界，而是勇敢地从事政治变革的斗争：黄、顾二人均是以反宦官为宗旨的“复社”中的重要人物，王夫之更是率兵抗清的的勇将。这种文人注重实践的学风使中国思想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阶段。
即使是改良性实践，也必然要触动外部的权威世界。明清以来，中国学人高举起思想解放的大旗，从不同方面对旧文化发起全面持久的冲击。这个进程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性思想及老庄思想中的平均主义为基础理论的变革，其代表人物前者如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后者如洪秀全等。前者试图在不触动旧体制的前提下，使中国实现近代工业的变革。后者则试图推翻旧体制，在保留小农业的前提下建立平均主义的理想王国。有意义的是，洪秀全把中国农民的原始平等思想与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相结合，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学习西来佛教后，再次开始注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思想养料。洪秀全唤起中国南方农民对平均田地的热情，建立了庞大的农民政权。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农民很难理解同时代发生的商品经济的意义，因而，他们对商品经济原则抱有大偏见。对他们来说，商品经济就是西洋人的杀人越货及国内财东的高利贷剥削。这也难怪，那时的中国人从没感受到发生于生产领域的商品经济，他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限于流通领域的商业经济，而商业经济往往使不从事生产的“倒爷”发财，使生产者，特别是小生产者破产。于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往往把“商品经济”与“商业经济”混为一谈，把商品生产者与“奸商”混为一谈。结果，传统的中国人在制止商业经济的同时，也阻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的道理，传统中国人在从事商品经济的同时，也很容易滑向商业经济。
真正让中国人大开眼界的是手持火与剑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者。他们在用火炮打开中国东部大门并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罪孽的同时，也给中国输入了商品生产方式。这就使商品生产方式蒙上了一层血衣。这层可怖的包装给传统的中国人造成进一步的错觉：即商品经济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认识上的误差使饱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中国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国民经济向商品经济，继而市场经济的转变的抉择。相反，西方人在东方犯下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罪案，更使中国人钟情本民族文化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资源配置原则，并按这个原则来理解后来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认识偏差直到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都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
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失败使明清以来的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甲午惨败，使中国学人自南宋灭亡后再次有了丧权辱国的体验，并被迫再次反省。中国学者在痛苦中意识到，排斥外来思想，封闭锁国不能自救，自此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开始面向世界，希望从西方寻求中国解放的新力量。这个过程一开始就分为两种路线：一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手段以加固封建政体；另一是学习西方物质和文化手段以变革封建社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光绪帝为首的近代改良派，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主派。双方斗争最终在袁世凯复辟中双双败北。幸好，袁世凯封建复辟只是一次仅有八十三天的回光返照。此后，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出现再次飞跃，其特点是：西方的进步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这种结合标志着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日益走向成熟。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中国出现分别代表两种前途的力量：一种是军阀封建势力，另一是中国民主派力量。双方为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这种斗争到1919年发生了质的变化：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登陆。孙中山适应这一历史潮流，实行新三民主义，极大地唤发了中国民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人民站在民主派一边，民主派北伐取得了胜利。
但是，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民主派不同，当时中国的民主派已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官僚资本的现实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穷苦农民和工人的革命要求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它们的政治代表，前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后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北阀结束后，中国开始出现外来思想在两种力量的斗争中扎根于中国的历程。一方面蒋介石用东方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孙中山放弃了的旧三民主义；毛泽东也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传播的社会主义。结果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获得胜利。其间，共产党经过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和1934至1935年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痛苦经历中进一步解放思想，终于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开始经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的最伟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人民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使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从理论、运动、转变为开放和富有活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建国之初，中国广大个体农民很难用西方人习惯的理性思维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核，很难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保证人类社会日益实现社会化，特别在生产资料领域实现社会化的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设计了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模式来容纳未来将出现的社会所有制。然而，所有这些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磁场中变了形。我们废除了私有制，却长期且大量地保留着国有(国营)所有制，并把国有制视为不能变更的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我们把外延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大工业”理解为“社会化”经济的理想形式。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主张，在中国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曲解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小农式憧憬。一句话，多数中国人当时很难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及其高级形式即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相反还有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经济形式。这种认识偏差在“文革”中被推至极端。当时所谓“刘邓路线”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主张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道路的人们所推行的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富国之路。“文革”中，相当多的人都陷在传统的和“左”的偏见混合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中不能自拨，他们在批判商品经济的同时，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回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体制之中。老庄思想中“绝圣弃智”的主张在“文革”中变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大规模改造运动；儒家的忠君观念在“文革”变为对全国亿万人的表忠心活动。当时，流通领域经济活动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消费品平均分配，剩余全部上交国家，以致中国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再次与世界拉开了距离。
1978年，邓小平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举思想解放大旗，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框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提醒人们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二十年的成功实线，最终形成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又一次思想飞跃，并在这次飞跃中形成邓小平理论。
第2个回答 2008-05-09
3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其强大的政治震撼力载入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史册。3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场大讨论，仍深深感受它的历史厚重。
中国的改革虽然已经进入新的转折期，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留下的思想遗产，依然光彩夺目，为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指导创新实践。
“伟大革命”的历史开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左”的错误束缚，打碎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是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大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从此，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伟大革命”。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既不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否定，也不是对旧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我国经济政治体制和机制的弊端进行革命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真理标准大讨论冲击了对社会主义的扭曲认识和僵化思想，冲击了习惯于“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主观唯心主义，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且始终是引领改革开放、推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着力点。
回顾30年历史，可以说，没有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突破，就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30年来，我们党形成并确立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就其逻辑演进程序而言，完全是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实践性是其最鲜明特征。实践的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是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改革方法论的坚实基础。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以科学的方法论做支撑的。这个方法论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深入党心、民心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虽然没有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却使人们的思想拨乱反正，重新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方法论有了深刻的认识。大讨论使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用实践的观点分析问题，用实践的标准衡量是非。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以及后来的“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等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不仅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而且也是尊重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集中全党智慧、正确地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产物。30年的历程证明，只有立足于历史的实践，着眼于新的实践，才能产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巨大理论勇气，才能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30年奋斗，30年拼搏，我们党和人民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探求真理，认识真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方面，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启示一：思想的束缚是最大的束缚，只有思想大解放，生产力才能大发展。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形成的精神，就是勇于冲破陈旧观念和习惯势力束缚的创新精神，就是敢于解放思想的大无畏精神。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要继续推进改革，就必须发扬真理标准大讨论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冲破所有束缚。实践永无止境，发展永无终点，旧的思想僵化解决了，新的思想僵化还会出现，因而，解放思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思想的束缚是最大的束缚，思想的解放是最大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体制、机制的解放。可以说，每一次时代的大变革、社会的大进步，首先是一场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更新。我们只有不断适应实践的深化，敢想、敢试、敢冒、敢闯、敢干，勇于冲破思想、体制、机制的束缚，才能不断解放生产力，才能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永葆生机和活力。
启示二：深刻认识国情，牢牢把握国情，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形成的共识。这一共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发展虽然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是，如何科学地认识国情，依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课题。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国情也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仅要立足于当今的国情，也要考虑以往的国情和未来的国情；不仅要洞悉国内，也要放眼世界。就国内而言，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国力日益强盛，矛盾日益突出。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紧密，突发事件的“蝴蝶效应”越来越明显，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十七大报告做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定位，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我国国情所作的总体性、根本性判断。在准确把握国情的宏观定位前提下，我们还必须从中观和微观层面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国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头脑，登高立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启示三：群众的利益是最大的利益，群众的需求是最大的需求，群众是改革的真正主体。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像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绝不是理论家或政治家们主观随意的行为，也不是单纯的两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客观社会矛盾运动的外部反映。这场大讨论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反之，失党心，失民心，即使一些人手中握有大权，最后还是要被历史淘汰。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群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体，是创造一切社会财富的主体，也是社会需求的主体，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基本原则。过去，我们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今后，我们党要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还必须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是一条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