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启超认为佛教对中国文学有五项影响：
（一）国语实质的扩大：因佛典的翻译，我国语汇即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
（二）语法及文体的变化：佛典的科判疏钞之学，为组织的解剖的文首次在中国的出现。而禅宗的语录，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革命。
（三）文学情趣的发展：我们近代的纯文学，像小说歌曲等，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长篇叙事诗的产生，大概就是受东晋昙去去无识所译为鸣“佛所行赞”的影响，又大乘经典，皆以极壮阔之交澜，演释极微妙之教理，增进了中国人的想像力，革新了中国人的诠写法，宋元以后章回小说受其影响不少。
（四）歌舞剧的传人：我国最初的歌舞剧——拨头（亦名钵头），据近人考证，就是从南天竺附近的拔豆国传来的。
（五）字母的仿造：佛教输入，梵文也跟进来，我国高僧仿造字母来应用，才有唐代守温“见溪群疑”等三十六字母的制作。
二、胡适则认为佛教的输入，对中国有三大影响：
（一）佛教的译经诸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造成一种白话的文体，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
（二）佛教文学最富想像力，对于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国文学，具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中国浪漫主义的作品，像“西游记”等小说是印度文学影响下的产物。
（三）印度文学很注重形式的布局与结构。“普曜经”、“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等都是伟大的长篇故事；“须赖经”一类是小说体的作品；“维摩诘经”、“思益梵天所问经”等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这些佛经的输入，对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又佛经的散文与偈体夹杂并用，也对中国后来的文学体裁有影响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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