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杜培武冤案？从中可以看出什么问题？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杜培武案的简单经过：1998年4月20日下午19时左右,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王晓湘及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人枪杀,随后王晓湘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怀疑为作案凶手，经过70多天公安机关和检查机关高强度的侦查和审讯，杜培武屈打成招，于1999年2月5日昆明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杜培武上诉，二审改判杜培武为死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12月8日，杜培武被送到关押重刑犯的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就当杜培武已经心灰意冷，绝望的写下遗书的时候，案件峰回路转，2000年6月中旬，昆明公安机关破获杨天勇等抢劫杀人团伙案，缴获王俊波被抢手枪（七七式，枪号：1605825）等赃物，犯罪嫌疑人供认1998年4月20日杀害“二王”系他们所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办案人员发现所谓“杜培武报复故意杀人”纯属子虚乌有，于是经上级同意，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宣告杜培武无罪释放。
　　从民警到死囚，再从死囚到民警．杜培武经过了一生最坎坷的路。杜培武虽然已经澄冤昭雪，但是它的惨痛遭遇不得不让人深思。仔细地分析杜培武冤案的整个过程，可以从一下几个角度分析：
　　一：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虽然证明责任理论是从民事领域发展起来的，但是刑事诉讼领域证据责任分配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证明责任由作为公诉方的检察机关担任，但是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的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否则，人民法院将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成立的无罪判决，即由控方承担败诉后果，可见在我国已经承认了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
　　然而，在杜培武案审判过程中，审判长不但对杜培武的申辩视而不见，而且几次叫“被告人杜培武出示没有杀人的证据”。这种严重明显违背举证责任的原则，把举证责任推向犯罪嫌疑人的做法，是造成冤案的重要原因。
　　无论在哪一民主法治国家，都不会让一个人去自证其罪，每个人都有辩护和沉默的权利。而且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一般处于被控制的状态，律师在案件的整个过程中又处于弱势地位，由犯罪嫌疑人来找证据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刑事诉讼中必须明确证明责任由公诉机关担任。
　　二：证据禁止规则
　　证据禁止规则包括证据取得禁止和证据使用禁止，证据取得禁止是对侦查机关取得证据的过程中为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而证据使用禁止则指违反取得禁止规范所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应予排除。这就是要求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禁止刑讯逼供、诱供、骗供。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46条规定了重证据不重口供，在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中也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然而，在杜培武案中， 据杜培武的陈述，他遭到了办案者十分野蛮十分残酷的刑讯，超出人的生理、心理忍耐极限，在酷刑下被迫承认自己实施犯罪。甚至为了取得法官的注意和信任，当着包括法官、公诉人、律师及几百名旁听者的面扯出被打烂的衣服证明他曾经遭到刑讯逼供，来证明他过去的有罪供述均是被迫的，然而可惜的是都被法官无视，而且这些来自刑讯逼供的证据法官都已证据来源合法有效，证据充分于用入案件判决之中。由此可见违反证据禁止规则是造成冤案最主要的原因。
　　三：自白的证据能力
　　纵观我国两千多年的法律传统，“罪从供定”、“无供不定案”的思想一直是刑事审判的主流指导思想，甚至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刑事诉讼领域，还残留着“重口供、轻证据”的影子。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办案人员为获取口供经常采取一些非正常甚至极端的方式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而导致刑讯逼供和冤家错案的频发。杜培武案就是在这种错误的思想下，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而且法官轻信被告人的供述，在没有找到犯罪凶器,那把“七七”式手枪的情况下，只是以杜培武所穿长袖警服衬衣、及衬衣手袖射击残留物和附着泥土、作案车上泥土的鉴定和分析报告等证据定案，证据明显不足。在这证据力不足的情况下仓促结案，造成冤案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四:证据的来源及办案思路
　　在我国的一些法官为消除社会影响，争取快速结案，通常轻信自己的感性认识，先入为主，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违反程序规定，通过口供寻找证据，然后捏造证据来证明口供的成立，以这样的论证方式，来破案。在杜培武案中是非常明显的，办案警察先拘留杜培武，然后3天3夜不让他睡觉以交代问题，然后进行测谎，接着刑讯逼供取得口供，虚构现场“刹车踏板”、“油门踏板”上有足迹附着的泥土的证据，最后公诉、定案。一套流程，违背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违背无罪推定，虽然很多时候能够快速结案，找出真凶，但也很容易造成冤案。
　　总之，从杜培武冤案的教训中，不难得出：如果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机关能够摒弃“先去为主”、“重口供，轻证据” “罪从供定”的错误思想，坚持无罪推定原则，明确举证责任，严禁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依照法律规定正当的程序，冤案才能防患于未然， 法律才能更大的实现正义.

Answer 2

1998 年 4 月 20 日，昆明市公安局通信处民警王晓湘与昆明市路南县原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枪杀死在一辆微型车上。为侦破此案，昆明市公安局决定成立“ 4 �6�1 22 ”专案组，由当时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秦伯联、刑侦三大队大队长宁兴华具体负责侦破工作。 被害人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昆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 在昆明市公安局刑侦三大队办公室，被告人秦伯联、宁兴华采用连续审讯 ( 不准睡觉 ) 、拳打脚踢、或指使、纵容办案人员对杜培武拳打脚踢，并用手铐将杜吊挂在防盗门、窗上，然后反复抽垫凳子或拉拴在脚上的绳子，让其双脚悬空全身重量落在被铐的双手上。 杜培武难以忍受、喊叫，又被用毛巾堵嘴，还被罚跪，“背铐”用电警棍电击，直至杜培武“承认杀人犯罪事实”，“指认作案现场”。 同年 7 月 19 日被送往昆明市第一看守所关押。 1999 年 2 月 5 日，杜培武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杜培武不服，以“没有杀人、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为由提出上诉， 1999 年 10 月 20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后，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死刑，缓期 2 年执行。1999 年 11 月 12 日杜培武被投入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随着杨天勇等故意杀人抢劫案的侦破，确定杀害王俊波、王晓湘的凶手是杨天勇等人，杜培武故意杀人案是错案。 2000 年 7 月 6 日，省高院宣判杜培武无罪，并释放。
从这个案件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尚无关于律师介入讯问过程的规定。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往往以侦查不公开为由，排斥律师介入侦查过程，这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如果我们不能保障律师在讯问中的在场权，建构一个“看得见”的刑事讯问程序，让阳光进入讯问程序。就不能保障人权，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实现刑事程序的正当性和法治化。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Answer 3

从侦查过程看才能说到点子上。专案侦查从受理、初查…直到移送起诉，一般经历十几个环节。无疑的是前一环节错后面跟着错，如本案：案件性质错，侦查方向跟着错，终由虚假关联酿成冤案。试想：若侦查之初不是将本案误定为情杀，而是准确推断为抢劫性质，杜培武还能成为重点嫌疑人吗？认为杜是情杀案的嫌疑人说得通，认为他是抢劫案的嫌疑人而且还是重点嫌疑人恐怕无论如何都没有道理。命案性质如何推断不是小问题，侦查要加强研究，早日攻克这一难题。

Answer 4

警察都被屈打成招；中国警察谈何没有刑讯逼供……

Answer 5

普通民警都自身难保。突然觉得作为老百姓的自己一点安全感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