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
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我们从
《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
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林家铺子》是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上海，矛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矛盾陪母亲回乡居住的一段时间，所见所闻所感是一篇30年代悲剧画面，深深感受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回到上海，恰逢《申报月刊》向，茅盾约稿，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茅盾发现故乡商人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有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写完之后，茅盾提上《倒闭》二字，交给主编后，主编连夜读完，发现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但一看题目。觉有不妥，建议修改题目，和茅盾商量之后，起用“林家铺子”这个题目。 因祖母去世，茅盾回乡，进一步熟悉了故乡的状况，加深了他对丰收成灾的感受。茅盾决定用这个题目写一篇小说，小说写成后，就是茅盾的短篇名作《春蚕》。小说通过农民老通宝家境的变迁，深刻反映了旧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高利贷者联合剥削下的苦难生活。全篇以养蚕为线索，小说结构灵巧又绵密。语言精巧秀丽，恰似一幅江南春蚕风俗图。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广泛赞扬。
朱自清肯定茅盾的创作路子;"我们现代小说，正应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也有读者认为：“作者处处从侧面入手，用强有力的衬托，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到农村，以及数年来一切兵祸、苛捐等种种剥削后的农村的残酷景象，尽量暴露无疑。”故乡农村的艰辛，连上海也都见报了，加上自己对故乡的了解和把握，茅盾便顺着《春蚕》里的情节，在1933年4月，写了《秋收》，写了老通宝的稻子收成好反而又欠债，农民走投无路，自发吃大户；6月间，又写了
《残冬》，描写了农村经济破产，农民自发的抗租斗争已经非武力所能压制，爆发了农民的斗争，这三篇小说合称“农村三部曲”。
正面观点
茅盾是“社会分析派”的典型代表作家，其所开拓的革命现实主义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大多数研究者高度评价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分析派”的优良传统，反对轻易地否定茅盾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1）张光年：茅盾体现了“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是并不多见的“把两种素质集于一身的人”。将社会的历史的茅盾研究，引向主体的个人的茅盾研究。 （2）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从思潮流派角度充分肯定了茅盾小说的文学史意义，精深地概括了“社会分析派”具有“小说家的艺术、社会科学家的气质”的创作风貌，肯定了新文学发展中的 这一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 （3）
姜文《论〈子夜〉创作的多重动因》：从文艺发生学的角度，对作家的创作动因作了深层心理剖析，得出了茅盾的四重情结：参与情结、丰碑情结、乡土情结、原型情结。他反对那种以“政治图解”、“时事命题”来解释
《子夜》的创作动机的简单化倾向。 （4）孙中田《理性精神与茅盾小说》：高度评价茅盾小说的理性化倾向。茅盾作品既注重人物的精神状态，更注重人物的
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一切都在人物——历史的
怪圈中动荡，时代、历史已经不是简单的外在空间环境，而转化为作品的“大角色”。即人物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每一次生命的律动，都受制于环境，被这个无处不在的“巨手”所左右。这就是以理性精神
烛照而产生的宏大严整 的艺术结构。
反面观点
茅盾具有“
双重人格”，其灵魂深处是政治家与文学家各半的结合。他的“社会剖析”的创作，主题先行， 一味追求政治倾向的明晰性、反映生活的整体性，作品思想大于艺术。因此，许多人对于茅盾的被奠定了的半个多世纪的经典地位，提出了质疑。 （1）蓝棣之
《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子夜》是一部抽象观念加材料堆砌而成的社会文献，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大规模描写，完全是服从于作家的先行主题的。这种配合现实政治斗争、指向性很强的描写，根本谈不上反映现实的真实性，是笨重而使人生畏、可读性较差、缺乏艺术魅力的“高级社会文件”。缺乏主体性体验，缺乏时空的超越意识，过于急功近利，没有深刻的哲理内涵作为恒久启示，缺乏对人性、生命和
宇宙意识的透视。 （2）王晓明《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茅盾创作中有滑坡现象。《蚀》三部曲是在“对往事的情感记忆中获取灵感”，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风姿”；《子夜》、《林家铺子》等则是“每每是从判断时事的抽象例题出发去进行构思”、“拥有明确的社会政治主题”。茅盾是随时代潮流而变化。他从最初提倡“为人生”文学起就有强烈的功利欲求，此后十几年政治热情不减，到30年代大爆发，以致掩盖、压抑了自身艺术素质的充分发挥。 （3）邱文治：茅盾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时代性和社会化”，然而随之而来又存在着令人深思的矛盾现象。自觉的理性思考，既有助于组织题材、发挥想象力，也可以阻碍想象力，使主体失落。茅盾中长篇小说的网状结构类型，是中外小说发展的较高艺术形态，但又是导致茅盾多部作品难以完成的原因之一。茅盾某些作品风格沉闷，显示出单纯追求艺术广度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