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天津教案，千头万绪，僵持不已，难以寸进。重压之下，曾国藩旧病复发。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崇厚来到曾国藩行馆，传达罗淑亚的最后通牒，声称到次日（二十七日）四时，清方如无切实回答，法国公使及所有在京法国人将一并撤往上海。曾国藩听后大受刺激，“昏晕呕吐，左右扶入卧内，不能强起陪客”，“历三时之久，卧床不起，据医家云脉象沉重”。
八月二十八日，曾国藩自度病体不支，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他希望朝廷命李鸿章带兵来天津，一方面可以武力震慑法方，表明中方的备战决心，另一方面，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李鸿章还可以做曾国藩的助手，直接帮助他处理此事，了此一段残局。因此与崇厚密商后，曾国藩向朝廷建议：“若令李鸿章入陕之师移缓就急，迅赴畿疆办理，自为得力。”在同一天致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更是发出“四顾茫茫，自阁下外，未知巨艰更将谁属”的感慨。崇厚也专上一折，说“曾国藩触发旧疾，病势甚重”，请再派重臣前来帮办。
接到东下天津的命令，李鸿章十分兴奋 。
“剿”捻结束后，朝廷一度采取“扬曾搁李”政策，居“头功”的李鸿章只获得协办大学士的虚衔。不仅如此，朝廷还命李鸿章入陕协助“剿回”，与极难相处的左宗棠打交道，李鸿章十分不愿意，消极应付，百般拖延。不料此时接到东调的命令，诚可谓天遂人愿。李鸿章在致丁日昌信中十分高兴地说：“在陕本为赘疣，借此销差，泯然无迹，一意驱车渡河。”
对于天津教案，李鸿章在局外观察已经很久了。早在曾国藩动身赴天津之前，就曾写信给李鸿章，请这位“熟悉夷情”的老部下出主意。李鸿章作为门生旧故，当然义不容辞， 因此他迅速回复，判断法国方面必定要求以中国官员抵命，而中国政府对此点肯定不能同意。如果发生战争，必然因此而起。所以他劝告老师，还是要做一定的军事准备 ：“固不必张皇六师，致人疑衅，但防备不可不严，可否酌带劲旅护卫。” 应该说，李鸿章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军事出现紧张，他有可能被老师调到天津附近 。
因此接到命令后，他就开始向河北方向进发。一边进发，他一边通过书信给老师提各种建议，准备充当老师的得力助手。
结果，还没等李鸿章到达河北，就接到了直隶总督的任命，他一下子接替老师，成了天下疆臣领袖。
李鸿章很快就于八月十二日赶到保定。然而，随后他便在保定逗留观望，徘徊不前。因为他不想一下子陷入到这个混乱的局面当中去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情词堂皇地宣称：直豫晋交界处间有游勇滋扰教堂，同时也为防陕西土匪回窜，必须暂驻保定以布置后路。同时还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先“调养肝疾”。
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他对曾国藩坦言相告，自己不愿“初政即犯众恶”。因此想让曾国藩在这个烂泥塘中先给他理清基础，特别是解决好缉拿凶手这个最难的问题，自己再下水 。
此时，天津教案的缉凶正处于最关键阶段。
接到两江总督的任命，曾国藩本可借此脱身，但是朝廷同时又命令他：“刻下交卸在即，务当遵奉昨日谕旨，严饬地方文武员弁将在逃首要各犯尽数构获。”要求他先把缉凶的事办好，才能离开。 曾国藩也主动在奏折中陈明他不会推卸责任：“目下津案尚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臣仍当暂留津郡，会同办理，以期仰慰圣厘。 ”严命之下，曾国藩加大办案力度，到八月十九日，已经拿获疑犯八十多人。但是在这些人中如何定出凶犯，仍然极为困难。 曾国藩感到“若拘守常例，实属窒碍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所谓“变通办理”就是凡群殴中下了手的人，不论他殴伤何处，均视为正凶；本人拒不供认，但是有多人指证者，也据以定案 。最后，终于拟定正法者二十人，军徒者二十五人。
平时以“诚”字自命的曾国藩，不得不以这种办法定谳杀人，内心的痛苦当然可想而知。这也是他“内疚神明”的原因之一。
事后，曾国藩偷偷发给每名人犯家里“恤家银”五百两，以为安慰。《李兴锐日记》说：“人给恤家银五百两。杀之而又怜之，以此案不与平常同，虽曰乱民，亦因义愤，不过从保全大局起见， 为此曲突徙薪，就案办案耳 。”
曾国藩此前曾嘱幕僚汇银三千两，作为两名被诉的大清地方官在狱中生活之资。及至二人被判“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曾国藩又筹集白银一万余两，作为“到戍后收赎及一切路费”，以弥补自己的遗憾。
曾国藩经手的津案办理，至此告一段落。
李鸿章在八月二十二日从保定出发，二十五日抵达天津，曾国藩亲至城外西沽迎候 。对李鸿章的借故拖延，曾国藩并没有生气，他欣赏李鸿章的老练明达，他愿意为李鸿章做铺路石 。
九月六日，双方交接关防印信。
师生见面，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谈话。李鸿章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 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儿。 ”
曾国藩对李鸿章倾囊相授 。他知道，从此大清帝国自他之后的外交权将主要由自己的这名学生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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