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温州，常常看到本刊，觉得很是欢喜。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颇别致，更使我有一
种美感。今年到宁波时，听许多朋友说，白马湖的风景怎样怎样好，更加向往。虽然于什么
艺术都是门外汉，我却怀抱着爱“美”的热诚，三月二日，我到这儿上课来了。在车上看见
“春晖中学校”的路牌，白地黑字的，小秋千架似的路牌，我便高兴。出了车站，山光水
色，扑面而来，若许我抄前人的话，我真是“应接不暇”了。于是我便开始了春晖的第一日。
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
噪音，给我多少轻新的趣味。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桥。桥黑色，由这边慢慢地隆
起，到那边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去似乎很长。我最爱桥上的栏干，那变形的纹的栏干；我
在车站门口早就看见了，我爱它的玲珑！桥之所以可爱，或者便因为这栏干哩。我在桥上逗
留了好些时。这是一个阴天。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
来，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
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
下。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
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如絮的微
痕，界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
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
好了，我也该下桥去了；春晖中学校还没有看见呢。弯了两个弯儿，又过了一重桥。当
面有山挡住去路；山旁只留着极狭极狭的小径。挨着小径，抹过山角，豁然开朗；春晖的校
舍和历落的几处人家，都已在望了。远远看去，房屋的布置颇疏散有致，决无拥挤、局促之
感。我缓缓走到校前，白马湖的水也跟我缓缓的流着。我碰着丐尊先生。他引我过了一座水
门汀的桥，便到了校里。校里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的流着；其次是草地，看过去芊芊的一
片。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有莫名的喜悦！乡下人初进城，往往有许多
的惊异，供给笑话的材料；我这城里人下乡，却也有许多的惊异——我的可笑，或者竟不下
于初进城的乡下人。闲言少叙，且说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
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决无笨伯的手泽。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
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
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我到春晖教书，不觉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只在春
晖登了十五日（我在宁波四中兼课），但觉甚是亲密。因为在这里，真能够无町畦。我看不
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
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客”，然后才能坦然。对于“生客”的猜
疑，本是原始社会的遗形物，其故在于不相知。这在现社会，也不能免的。但在这里，因为
没有层迭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愿的！这里的教师与学
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
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
理乱不闻！这样两橛的形势，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
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治
会而没有自治会。感情既无隔阂，事务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须矫情饰
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
——也有太随便的地方，如有几个人上课时喜欢谈闲天，有几个人喜欢吐痰在地板上，但这
些总容易矫正的。——春晖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真诚，一致的真诚。
春晖是在极幽静的乡村地方，往往终日看不见一个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学生的修养上
却有了问题。现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乡村。乡村生活的修养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这
是一个问题。此地所说适应，只指两种意思：一是抵抗诱惑，二是应付环境——明白些说，
就是应付人，应付物。乡村诱惑少，不能养成定力；在乡村是好人的，将来一入城市做事，
或者竟抵挡不住。从前某禅师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闹市，“看见粉白黛绿，心便
动了”。这话看来有理，但我以为其实无妨。就一般人而论，抵抗诱惑的力量大抵和性格、
年龄、学识、经济力等有“相当”的关系。除经济力与年龄外，性格、学识，都可用教育的
力量提高它，这样增加抵抗诱惑的力量。提高的意思，说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替代
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用了这种方法，学生达到高中毕
业的年龄，也总该有相当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毕业时者，因初中毕
业，仍须续入高中，不必自己挣扎，故不成问题。）有了这种抵抗力，虽还有经济力可以作
祟，但也不能有大效。前面那禅师所以不行，一因他过的是孤独的生活，故反动力甚大，一
因他只知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强，便“虎兕出于神”了！这岂可与现在这里学生的乡
村生活相提并论呢？至于应付环境，我以为应付物是小问题，可以随时指导；而且这与乡
村，城市无大关系。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会乘电车而跌了一交，跌得皮破
血流；这与乡下诸公又差得几何呢？若说应付人，无非是机心！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
可全抛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训。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这种机心，有无养成的必要，
是一个问题。姑不论这个，要养成这种机心，也非到上海这种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乡
村一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凡以上所说，无非要使大家相信，这里的乡村生活的修养，并
不一定不能适应将来城市的生活。况且我们还可以举行旅行，以资调剂呢。况且城市生活的
修养，虽自有它的好处；但也有流弊。如诱惑太多，年龄太小或性格未佳的学生，或者转易
陷溺——那就不但不能磨练定力，反早早的将定力丧失了！所以城市生活的修养不一定比乡
村生活的修养有效。——只有一层，乡村生活足以减少少年人的进取心，这却是真的！
说到我自己，却甚喜欢乡村的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的生活。我是在狭的笼的城市里
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个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
它。我爱春晖的闲适！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
我已说了我的“春晖的一月”；我说的都是我要说的话。或者有人说，赞美多而劝勉
少，近乎“戏台里喝彩”！假使这句话是真的，我要切实声明：我的多赞美，必是情不自禁
之故，我的少劝勉，或是观察时期太短之故。
1924年4月12日夜作。
（原载1924年4月16日《春晖》第27期）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
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
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
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
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
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
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
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
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
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
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
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
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
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
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
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
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
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
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
“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
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
“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
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
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
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
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
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
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
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
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
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
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
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
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
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
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
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
《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
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的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
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
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
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
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
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
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
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
“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
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
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
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
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
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
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
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馀”。词变为
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
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馀”。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
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
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
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馀”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
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
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
“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
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
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
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
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
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
也不太多。
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
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
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
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
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
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
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
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
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
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线，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
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俗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
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
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
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了。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
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
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
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
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
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
“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
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
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
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
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
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
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
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
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
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
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
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
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
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
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
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
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
“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著。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
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
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1947年10月26日作。
（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
这两篇朱自清的，我看了一下都挺好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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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