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书法名世的沈从文，却以一手高古、简约的章草独步书坛。如果说作家沈从文用自然而清淡的笔触在他的文学作品里展现的是山水的秀美、人性的凄美和生命的壮美，那么书家沈从文笔下的生命线条里展现的是他“抽象的抒情”，是一种沉静深远之美。 晚年的沈从文一脸慈祥的笑容，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其实他的内心深处曾有过多少惊涛骇浪？多少柔肠百转？当年一个二十岁的正在沅江、辰水之间浪迹的士兵为旧生活所窒息，被新生活所感召，突然决定放下枪，来到了北京这个喧嚣的城市，要以文学闯天下。这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在自己编织的文学之梦中几乎冻饿而死。我曾辛酸地读过郁达夫发表在1924年11月16日《晨报副刊》上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在郁达夫看来，当时这个穷困潦倒的青年面对那个混乱无序的世界，要么应募当兵被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国地界，要么做个梁上君子去做偷窃的勾当，除此别无选择。但最终，沈从文却用自己的顽强在绝境中站稳了脚跟。他拼命地用那管纤弱的笔，写他熟悉的湘西，写他所熟悉的河流及水上岸边风物，写都市里的人生百态，写他认识且关怀的那些在底层挣扎而生命顽强一类人物的命运。他将对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对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经过灵魂的发酵而酝酿成一组组美丽的文字，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做出了“中国诗的传统向现代散文文体一次成功的转变”。而栖息这诗意文字的载体，就成了沈从文的书法。 沈从文是独特的。他从小居住，生长的湘西，是一块苗族、土家族世代杂居之地，“这是一块不曾被正统的儒家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这块土地曾经以它无数次的对中原文化的以死相拼，才保住了自己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李锐《另一种纪念碑》）。正是这一脉边缘的“异质文化”的浸润、熏陶和沈从文对这种“原生态”文化的努力呈现和挖掘成就了他的独特。他曾经这样说过：“我始终不了解一个作者把‘作品’与‘为多数’连缀起来，努力使作品庸俗，雷同，无个性，无特性，却又希望它长久存在，以为它因此就能够长久存在，这一个观点如何能成立。”（沈从文《沉默》）“我只想造自己的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时之所重者，我之所轻”。回顾沈从文的创作，他一生都在努力践行着一个伟大艺术家必须具备的特质：永远充满爱心，永远不随波逐流，永远不肯落他人窠臼，永远表现自己，永远发出独立的声音。他没有被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大潮所吞没，而是以他那卓而不群的身姿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滚滚洪流。当时代的急先锋们创作的那些红极一时为时人所称颂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被人们所谈忘时，沈从文那些被斥为“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反动文艺”的作品却经过时间的淘沥越来越散发出迷人的光辉。 如果说1949年以前，沈从文将满腔心血付诸文学，那么1949年以后，沈从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却不得不掉转方向，进入了另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文物研究领域。这是沈从文无奈的选择，甚至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在“艺术中千百年来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惟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沈从文《抽象的抒情》）的现实面前，沈从文选择了沉默。尽管他在文物考古领域也默默耕耘，写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填充研究空白的巨著，但他在内心深处一直在隐隐作痛，认为“在他真正希望终身从事的业务上，他把生命浪费了”。 其实沈从文那里是一个轻易肯浪费生命的人。著名的语言学家、沈从文的连襟周有光，曾回忆道：“在没有地方安排的情况下，把沈从文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领导上不希望他做什么大事。整个处于在政治上被压制的状态，解放后的文学生活几乎没有了，创作萎缩了。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正是沈从文这种“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个性，使他在文学和文物研究之余，重抄旧业，完成了他书法艺术的独特追求。 说沈从文的书法是重抄旧业，是缘于他年轻时曾立志要当一个书法家。他对书法的痴迷其实早在他少年时代投身沅水流域一支部队充当文书、抄写公文时便开始了。 “五个月内我居然买了十七元的字帖。”当时沈从文在军中的薪水是六元，每月伙食费需扣二元，五个月买了十七元的字帖，可以说沈从文几乎把所有的的积蓄都豁了出去。从此，沈从文的行囊里，便“有一本值六元钱的《云麾碑》、值五元钱的褚遂良的《圣教序》、值两元钱的《兰亭序》、值五元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从军途中，只要一安顿下来，沈从文便在房间里贴满了自写的字。“每个视线所及的角隅，我还贴了些小小字条，上面这样写着‘胜过钟王，压倒曾李’。因为那时节我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钟王两人，活着的却有曾农髯和李梅庵”。（《从文自传》） 当他思想着如何“胜过钟王，压倒曾李”的时候，外界一切的诱惑对年青的沈从文来说，仿佛已经不存在了，即使在驻防期间，任别人打牌赌博、抽大烟、嫖妓女，他都心无旁骛，专心练字，往往一写就是半天。 其实中国传统文人又有谁能和书法所分开？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还是进行文物研究；无论是文学创作鼎盛的三、四十年代，还是以后人生最为暗淡的日子，沈从文虽不再视书法为立身之本，但是他的立言著述都未曾离开过毛笔，其中绝大多数文稿、函札均以毛笔出之。当沈从文文学的大船搁浅之时，正是书法的轻舟挂帆远航之际。年轻时代苦临晋唐法帖打下的扎实笔墨根基和复杂苦难的人生经历，成就了沈从文的书法。文学的生命夭折了，但那延宕在文学生命里的不绝的诗意却在他胸中渐渐充盈、激荡，并通过他腕下节制而又酣畅的流露，栖息在他那古丽又婉约的书法上，就象与他在文学领域的特立独行的相暗合，其书法也远离当时碑派与帖派的争论和纠缠，选择了少人关注的章草，别开蹊径，独树一帜。 章草一体，始于汉代。这种由隶书快写逐渐演变和发展起来的书体，结构规范，法度严谨，高古难近。“传世诸章草，部分待比勘：钟繇传《戎路》，尚余分隶音；至如张芝草，真伪殊难言；陆机传《平复》，时代待深研；敦煌有索靖，笔如砍削成；《月仪》笔娟秀，刚柔相济精；证以北凉经，一派尚相沿；至如二王迹，真伪宜区分；《豹奴》作章体，犹多古意存。……”（沈从文《书法发展章草之形成》）沈从文对章草的发展和流变以及对章草大家进行了梳理比较，以《急就章》为契入点，兼取众妙，又掺以王羲之、褚遂良、虞世南等诸家笔意，将这一表现手法相对单一，字字独立的书体写得风流蕴藉、顾盼生姿。诗人荒芜曾有诗赞曰：“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意来。”实为知音之叹！ 沈从文的章草整体风格清新秀雅、沉静深远，与他文学作品中表现和崇尚的审美风格相一致。在沈从文的记忆中，他很小的时候就看惯了杀人者杀人和杀人者又被人杀。看多了血淋淋的人生和现实的残酷无情，沈从文没有由对现实的厌恶而转入对人生的绝望和厌世，而是虽然挣扎在世俗的污浊里，却始终用他的文字追求和表现心灵的纯净和美好，并通过自己的笔墨语言提炼这份纯净和清朗。沈从文清新鲜活的生命图式中呈现出来的这种风格，其实是他生命的外化。看不到这一点，就往往把他的清误以为浅，把他的纯误以为白，把升华和超越误以为逃避和退缩。 “炉火纯青”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炉火纯青不是挟裹着浓烟的熊熊大火，而是充分燃烧后的那一片蔚蓝；炉火纯青不是泥沙俱下的黄河咆哮，而是容纳百川后大海蔚蓝色的深沉。纯青不是单调，不是清浅。单调、清浅与平庸乏味、故弄玄虚为伍，而纯青是纯粹的姊妹。纯粹以深刻为前提。清新秀雅、沉静深远的沈从文书法，正暗合此道。 沈从文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不为潮流所动，始终坚持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追求。他的创作完全从属他内心的需要。沈从文艺术创作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独特性和边缘化立场，不知对当下这个浮躁的书坛和有些急功近利的书家是非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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