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霍去病北征匈奴,被写《史记》的司马迁指责为得不偿失,班固撰写《汉书》的时候,也采纳了司马迁的说法:“卫霍两军出征,去的时候有十四万匹战马,却只回来了不到三万,这买卖亏大了!”
这就是史记的自相矛盾之处,汉武帝看了也会很纳闷:卫青霍去病缴获了上百万战马,为何只有三万入塞?其他的莫非都被吃掉了?汉军出征,最大的规模,也不过是卫青霍去病各领五万,总计才十万人,损失了十一万匹战马,他们还能击溃匈奴吗?
不管文人史官如何唱衰,收到战报的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却只会喜笑颜开:卫青霍去病这两位名将,果然没有辜负我的厚望,卫青打仗只赚不赔,霍去病虽然有点败家,但也没赔本儿,他抢回来的东西更有价值。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的记载一字不差,看来这两位纯粹的文人史官,是打定主意要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如果《汉书》由班固的弟弟、投笔从戎的班超来写,那么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某些文人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抹杀名将开疆拓土之功,顾颉刚、史念海两位大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强邻虎视,欲得我地而甘心,乃谓满蒙非我旧土,不知汉之辽东、玄菟,实今辽宁诸地,右北平属县大半皆在热河境内;唐代之安东都护府治所实在今鸭绿江以南,其所辖州郡,亦散布于朝鲜半岛,原强邻侵略之野心,故当抹煞事实,而国人亦多数典忘祖,随声附和,岂不谬哉!
司马迁跟汉武帝有仇,恨屋及乌,连卫青霍去病也恨上了,但是他对常败将军李广和叛国者李陵,却是大加赞扬,这种行为跟两千年以后的某些人差不多。
之所以说司马迁睁着眼睛说瞎话抹杀卫青霍去病战功,是因为他自己的记载自行矛盾露了大马脚——没错,就是马脚。同样是《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还有这样的记载:“(元朔元年)卫青西定河南地,按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汉武帝封赏卫青诏书)”
元朔五年,卫青再次奏凯而还:“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于是引兵而还。”
“百有余万”“数千百万”,这其中有十分之一是马,那也有百十万匹吧?莫非边关负责考核的官员怎么对这千百万战利品视而不见?
这就叫选择性失明,而这种选择性失明,居然还有汉军报告为依据。
提到汉军报告,我们就要说一说汉朝的军队征召制度了:汉承秦制,军功制度相当公平,以至于有很多人都想“边关万里觅封侯”。汉军中有一种特殊的存在,叫做“良家子”,他们不在征召的范围之内,但却自备弓马随军出征,他们的战马,就叫“私马”。
《史记》和《汉书》中那句“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汉军出塞时候统计,有官家配发和私人自备的战马十四万匹。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出塞的时候,很多人骑的都是中原地区的汉马,回来的时候,骑的却是来自北方的剽悍烈马,那些汉马是战死还是被丢弃,都算战损。而司马迁往史书里写的时候,却只算战损而不算缴获。
卫青作战的特点,就是稳准狠,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他最擅长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而歼灭战的最大好处,就是能获得大量战利品。这在兵法上叫做“因粮于敌”,在史书上叫做拿不动的就烧掉:“得匈奴积粟食军,悉烧其城余粟以归。”
卫青抢了匈奴数以千百万计的牛马,也不能把匈奴的粮食全都运走,可见这把铁扫帚划拉了多少东西。
卫青善战,但绝不死打硬拼,他有一种对抗匈奴的特殊装备,叫做“武刚车”,有武刚车在手,卫青可以先以逸待劳挫折匈奴锐气,比如元狩四年之战,卫青就是“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
匈奴骑兵冲不动正面汉军武刚车组成的铜墙铁壁,也打不赢侧翼包抄的汉军骑兵,就只好跑路:“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疆(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暮),单于遂乘六,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
卫青与匈奴单于斗智斗勇每战必胜,如果他的战马被匈奴击杀了百分之六七十,汉军岂不早就溃散了?按照军事常识,只要战损超过百分之三十,就会军心动摇失去战斗力。
读者诸君都知道,汉朝最缺的就是战马,以至于有“一马抵十牛,良马值千金”之说。而一匹良种战马,是可以换取同等重量甚至体积黄金的——这样的事情,汉武帝就干过。“千里马值千金”,是中原王朝的无奈,这种无奈从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好像一直到宋朝也没有完全改观,东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刚起兵的时候,也只能骑着耕牛打仗。
这样算一算就知道了:大将军卫青北征匈奴,除了开疆拓土之外,还缴获了数以千万计的牛马等汉朝稀缺资源,那是稳稳的只赚不赔。
霍去病不如卫青稳健,但是他年轻气盛,表现出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亮剑精神,他虽然有点小小的铺张浪费,但是缴获的东西一点也不比舅舅卫青少。
霍去病带的兵不是很多,所以可能分不出太多兵力来押运牛羊,他“弃粱肉”也是无奈之举,而士兵挨饿也纯属瞎掰——饿着肚子的汉军又怎么能打胜仗?匈奴遍地牛羊,汉军又岂是吃素的?
前面咱们说过,只要打胜仗就不愁没粮吃,这一点在汉武帝封赏霍去病的诏书中有体现:“取食于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
霍去病丢弃一部分战利品,是因为他要运输更重要的东西:“收休屠祭天金人……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
休屠祭天金人的价值,可不是黄金何以衡量的,金日磾那样的重量级战俘,也是不能杀掉或放走的。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霍去病的士兵在挨饿,那好几万俘虏,是怎么被押送入塞的?他们岂不是早就被饿死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有色眼镜下,卫青霍去病的战果被无限缩小甚至无视了,而他们的战损,则在司马迁的显微镜下被无限放大甚至就是虚构出来的。
其实卫青霍去病之功,并不在于缴获多少战马牛羊,而是免除边患开疆拓土。而且即使仅计算战争消耗与战场缴获,卫青霍去病也是只赚不赔:刘彻是一位英察之主,如果他做了赔本买卖,又怎么会拿出数十万斤黄金(是黄金不是黄铜,这一点笔者前期文章有过论证)大加赏赐?
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是比较藐视的,不但在二人本传里说他们战损过多,而且还很刻薄地进行最终评价:“青本奴虏,忽升戎行。姊配皇极,身尚平阳。宠荣斯僭,取乱彝章。”
《史记·佞幸列传》中还不忘似褒实贬地夹带私货:“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透过这句话,我们仿佛能看到司马迁那没长胡子的嘴,已经撇到耳根了。
班固写《汉书》,也在《佞幸列传》中照搬了司马迁的说法,这让我们不禁感到奇怪:你们骂佞幸男宠邓通韩嫣,把卫青霍去病牵扯进来干啥?
提起班固和《汉书》,我们不能不感到十分遗憾:原本这本书是由班超执笔的,但是写来写去,班超被卫青霍去病的精神鼓舞,投笔从戎万里觅封侯,并且如愿以偿获封定远侯。
班超扬威西域,他哥哥班固一面担心弟弟的安危,一面续写《汉书》,所以其心情也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厌战,一方面艳羡。所以班固后来也走了弟弟班超的封侯之路,只可惜他虽然打了胜仗,却跟错了人,不但没有封侯,还丢了性命:“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洛阳令种兢,曾受班固家奴之辱)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
司马迁身受宫刑,班固瘐死狱中,《史记》和《汉书》的两位文人,结局都不太妙。但是历史的真相不会因为一两个文人的个人私怨而被掩盖抹杀,卫青霍去病被后世尊为大汉帝国最耀眼的名将双星,而司马迁终其一生,也没有再长出胡子来。
至于被司马迁吹上天的李陵,也早已跌落尘埃:吃着大汉的饭,练着匈奴的兵,反过来却骂汉武帝刻薄寡恩——汉武帝诛杀李陵全家,完全是按照汉朝法律行事,李陵放下兵器向匈奴单于磕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的全家依律当斩。贪功冒进在前,兵败不以身殉国在后,为保住自己一条小命,而把全家送上绝路。杀李陵全家者,非汉武帝刘彻,乃不孝子孙李陵也。
卫青霍去病的历史功绩,顾颉刚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有过积极的评价:汉武帝雄才大略,任用卫青霍去病诸人当折冲之任,数次出塞,绝域远征。元朔二年收秦故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狩三年,昆(浑)邪王杀休屠王,乃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二郡;元鼎末,又复分武威酒泉置张掖敦煌郡,徙内地之民以实之。四郡之建置,非独挟制匈奴,且为同西域之要道,其重要殊不能与常郡等……
看《中国疆域沿革史》我们就会知道,如果没有卫青霍去病征战之功,就没有后来的三国第一悍将吕布(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甚至可能也没有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其先祖李暠为敦煌太守),我们要炼钢造坦克或发射卫星,也得另找地方了。
关于卫青霍去病的战功,是不需要讨论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澄清:卫青霍去病北征匈奴,除了消除边患开疆拓土之外,他们以战养战获得全胜,实际上是只赚不赔。真正把汉朝打出财政危机的,不是卫青霍去病,而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和原汉军骑都尉、匈奴右校王李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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