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11-25
庄子是道家思想，道家对生死的观念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而儒家思想对生死的观念则为“杀生而取义”。
庄子说：“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人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古代的真人，不知道喜欢生命，也不知道害怕死亡。出生了他不欣喜，死去他不拒绝。无拘无束地来，无拘无束地走而已。他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也不会追求自己要去的归宿。有事就欣然接受，忘记生死，归于自然。
庄子又说：“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这些真人都是那些容貌显得宁静淡然，心里能忘怀一切的人，喜怒哀乐的性情能够与四时相通，对生活里的任何事情都能够坦然应对。
庄子借助真人，表达了对死亡的一种态度，就是第一部怕死，第二也绝不找死。
而儒家讲仁人志士可以“杀生而取义”，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命而维护一个大的道理。
在生命长河中，儒家与道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儒家的姿态是烈士，道家的姿态是高士；儒家的姿态是与时间去争抢，抢出来有限的时光去建立，而道家的态度是在流光中顺应，去把握每分每秒，去乐生。这两种人生观最终的殊途同归是让生命获得价值。但是，人生的价值判断永远都不会相同。
有的人更多地看中历史上的名垂青史，看重社会上的建功立业，让个人生命付出代价，也要去建立一种社会功勋。也有的人更多地看重自己内心的完善、安顿和自己道德上的成全。
如果是前者，他在对于人生的心有不甘就多一点，而后者则淡泊就多一点。其实这就是儒与道在作用于我们内心时候，在我们拥有的相同的光阴中呈现出的不同的态度。
其实，中国人在对待生死的态度上，往往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以屈原为代表，一种以司马迁为代表。
屈原生当战国乱世之中，作为楚王的同姓贵族，作为一个士大夫，当楚国被攻破颖都的时候，当秦将白起把颖都屠城的时候，尽管一个人流落在外，尽管他还有许多国家可以去，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宗庙和自己的国家都已经万劫不复了。他生命的最好的终结就是随着这一切一同归去。
屈原之死是一种殉国，也是一种无奈。用郭沫若先生的话说，他是在自己美好的理想和不能实现理想的现实之中被撕碎的。所以，这样一个人，他必须采取这样一种惨烈而决绝的方式来处理生命。
司马迁有一封著名的信，是写给好朋友任安的，叫做《报任安书》，完整地表到了自己对于生死的态度。在信里，司马迁回顾了自己下狱、受刑整个过程。他说自己非常冤枉，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诬陷，满朝文武没有人来救他。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可以选择死亡，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可是，他没有。他接受了作为男人最难以容忍的耻辱：腐刑，就是被割去了生殖器。因为他有使命没有完成，就是他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从他的父亲司马谈把这样一个史官的大业托付给他的时候，就告诉他，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五百年之于今，没有人能够“绍明世”，“续《春秋》”，来把这样一个时代记录下来，传承历史。所以，司马谈临死之前，把编撰《史记》的重任交给了司马迁。所以，司马迁说，他面对历史托付下来五百年一人的使命，他自己的态度是“小子何敢让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有这么大的事情，那么宁可受辱也绝不轻生，这就是死司马迁的态度。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0-11-24
古代诗词：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古文：鱼我所欲也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欤？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古人：文天祥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