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就宏观意义而言，以汉字这种文化事项作为中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因为汉字是社会创造的，也是具有社会约定性质的符号系统，因此汉字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十分密切。就微观意义而言，要探讨汉字这个文化载体与文化内容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看汉字及其系统在哪些方面反映出文化内容的信息。主要有汉字构形的取象中蕴含的文化信息，汉字构形发展中反映出的文化信息，汉字分化孳乳反映出的文化信息，汉字类聚后反映出的文化信息。汉字与文化关系固然密切，但要防止认识上的误区：一要正确认识汉字构形分析的社会性、系统性带来的客观性；二要正确认识微观汉字对历史文化解释的有限性；三要正确认识汉字与汉语的辩证关系，注意区别字的造意和词的实义。
如果把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早期定为汉字起源的上限，那么，汉字已经有六千年的发展历史。即使是从殷商甲骨文算起，汉字也已经不间断地发展了三千五百多年。它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载负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它具有超越方言分歧的能量，长期承担着数亿人用书面语交流思想的任务；它生发出篆刻、书法等世界第一流的艺术；在当代，它又以多种方式解决了现代化信息处理问题而进入计算机，迎接了高科技的挑战。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石。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而延续至今的表意文字系统。可以说，在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每一层汉字的共时平面上，都已经积淀了非常深厚的汉字本体历史，以及作为汉字存在背景的社会文化历史。汉字和中华文化具有互相印证、互相解释、互相依存的关系——“汉字与中华文化”这一命题，就要通过对这种关系的考察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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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中华文化关系的两重意义
文化问题涉及人类生存的全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对这一事象关注的角度各不相同，因此，西方的culture（文化）原义有多种解释，定义极不统一。据有人统计，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出于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的定义约有一百多种。较早的文化定义均属于广义的定义，它是来源于人类文化学、文化哲学领域的定义，是以人类与非人类的分野作为立论依据的。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在17世纪第一个把culture作为“文化”正式的术语来使用，他在《自然法与万民法》一书中定义说：“文化是社会的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统一”。根据这个定义，“文化”在西方是指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中国典籍中，“文”与“化”很早就已合成——《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我们把“文”与“化”意义的内涵合成后，可以看出早期的“文化”含义。中国经典的“文化”是指人的后天修养与精神、物质的创造。修养属改造主观世界的范畴，创造属改造客观世界的范畴。基于汉语“文化”概念的传统解释，学术界经常把它与英语的culture对译。实际上，不经culture转译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所具有的后天创造演化观念和人文精神，更适合于今天常说的文化内涵。不论是西方的culture，还是中国古代的“文化”，都是广义的文化，这个广义的概念有三个要点：（1）广义文化是与人类、与人类的创造活动相联系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2）广义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涵盖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是一个传承发展的综合概念；（3）广义文化的外延涵盖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全部。
狭义的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其实，人类文化很难将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截然分开。一切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创造物，都凝聚着创造者的观念、智慧、意志这些属于精神的因素。我们设置狭义文化概念的目的，是要排除纯粹的物化自然世界，把我们的眼光，集中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来观察人类自身。狭义的文化又称人文文化，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累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体现在创造物上的总体体系。这个狭义的概念也有三个要点：（1）狭义文化不但以人为中心，而且以人的精神活动为中心，即使观察物化世界，也是以其中的人文精神为内核的；（2）狭义文化关注的不是个别人的精神活动，而是经历史传承累积凝聚的共有的、成体系的人文精神；（3）狭义文化关注的不仅是全人类的普遍共性，而且更注重不同民族、阶层、集团人文精神的特点。所以，狭义文化的定义适用于人类文化、民族文化、国别文化等较为具体的研究范围。
根据前面的定义，“汉字与中华文化”这个命题也要从两个层次来阐释：
第一方面，根据广义文化的定义，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事项。所以，“汉字与中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呈立体网络状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确定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这种文化事项作为中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中心项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是有近有远的，汉字作为人类发明的、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与政治、教育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远近不等，直接与间接不一，这是广义的汉字与文化关系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第二方面，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表意文字系统，在构造个体字符和创建字符系统的时候，要把汉语词汇的意义转化为可视性的符号。由于语言意义与历史文化的不可分割性，汉字在记录了汉语的意义同时，必然要负载中华历史文化的相关内容，表述种种文化现象，成为文化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揭示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就是要探讨汉字这个文化载体与文化内容的关系。
我们这里先谈第二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汉字与狭义文化的关系，根据反映论的原则，这种关系主要是看汉字符号及其系统在哪些方面反映出文化内容的信息。在文化内容中，有一部分属世界共通性，还有一部分属民族特异性。要探讨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民族特异性这部分，应当比世界共通性这部分更有价值。因为，具有民族特异性的文化，总是受到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民族生活和民族习惯、民族心理的影响，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从汉字来观察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通过典籍的记载和考古的发现来了解中华文化，看到的常常是政治经济和观念制度的大问题，而汉字的形体构造中存储的文化信息，常常深入到一些琐细而具体的细节，是对历史文化宏观问题的印证和补充。所以，我们可以说，典籍与考古是通向古代历史文化的一座座大桥，而汉字则是通向历史文化的一叶叶小舟。很多偏远的微小地带，乘坐小舟比渡过大桥更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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