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士”阶层崛起的历史意义。

Question

请结合私学的兴起，说说春秋时期，“士”阶层崛起的历史意义。
谢谢!!

Answer 1

　　请参考：先秦私学兴起的要素和影响分析
　　2010年01月21日 17:18凤凰网历史综合 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原来可能指原始社会末期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
　　。春秋时代，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设法招徕士众以张声势，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经营工商业；也有人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穿梭于各国间，充当说客，纵横家便是其代表。这时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也很盛行。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范围。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才能、家族阀阅而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予各种官职。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仕为品官。于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种特定阶层的含义。士庶对立，渐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显并累世居官的家族，是为士族。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宋以后，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
　　战国时期，从王廷到社会底层，到处都可看到"士的身影。探讨这个阶层的活动，对深入了解战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文化，很有裨益。

Answer 2

1.血缘关系政治变成官僚政治，扩大了政治基础。
2.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崛起。
3.中国的“士”文化影响了后世各个朝代与政权。
结合私学：孔子率先提倡私学，私学使以前的“学在官府”变为“学在民间”。在春秋时期，做官的人大都是世袭，士这一阶级的出现使平民有了机会参与政治，像蔺相如，荆轲等等。“士”在当时大致分“文”、“武”两种。私学的兴起使更多平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更多的去做大官的幕僚，间接地参与政治，所以私学从一方面促进了“士”阶层崛起。

至于以后，我就不用说了，科举制发挥到了极致了。 以前老师教的。只是个人观点~你考虑下吧~~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Answer 3

你学教育学的吗？孙培青的《中国教育史》，其中春秋时期的教育那一章，对“士”阶层的崛起有被比较被认同的总结，看之后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应该就可以。

Answer 4

rs

Answer 5

春秋时代，中国古代第一批知识分子群体即士阶层兴起和形成了。知识阶层的兴起和形成，不仅直接地影响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发展，而且其独特的社会性格还深远地影响着中国雅文化发展的面貌与倾向。
《说文解字》注“士”：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凡能争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
善于做事，从一开始，至十结束，善始善终，即推十合一。从甲骨文、孔子的断，许慎的解及后人的注上，我们可以肯定，士在最初是泛言能干善任的男子的。
西周之前，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男人首要的职事是执干戈以卫社稷。所以上古之士，皆为武士。这一点，从当时的教育科目主要是射御之术也可看出。西周之时，士的情况有了一较大变化。首先是士之来源和社会成份发生了变化。除了与夏商之时相同的亲兵武士之外，周初的士更多是源于分封制。《孟子·万章下》记周室班爵之制如下：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礼记·王制》曰：
诸候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事实上这两种班爵并无不同。在封建制中，诸候以长子为继承，而诸子为卿大夫，卿大夫同样以长子为继承而封诸子为士。即所谓“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候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礼记·礼运》）所以，西周之时，士多为贵族之最低一级

春秋时代，随着籍田制的破坏和宗法制的解体，士的状况也相应地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是士阶层人数的激增
士是贵族的最低一级，又是四民之首，居于贵庶之交汇点。一方面，井田的废坏瓦解了贵族的经济基础，人口的繁衍使公子公孙无法尽封，政治斗争的残烈使大批贵族从高位跌落，于是，上层贵族纷纷地降到了士的队伍中。《左传·昭三年》叔向曾论及晋国公室贵族衰亡的情况：“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栾、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在另一处他又说：“晋之公族尽矣，胖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胖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左氏会笺》卷二十一）十八个大家族中唯羊舌氏在，其余多降为皂隶。杜预注皂隶为“贱官”，身份与士是很接近的。所以至少贱官周边的大部分为士份子是可以肯定的。士阶层人数激增还与庶人地位的上升有直接的关系。春秋时代，各国统治者出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纷纷奖掖民之俊秀，崇尚军功、事功。齐桓公为求霸业，下令“匹夫有善，得而举之”，赵简子伐郑誓词说“克敌者，……庶人工商遂”。杜预注“遂”为“得遂为士”。民秀、军功、事功应不在少数，上升为士的人数自然不少。
第二，士阶层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士阶层逐渐崛起为可以左右国家命运的中坚为量。这一方面是由于士阶层人数的激增。另一方面是由于士“大抵皆为有职之人”，他们长期担任邑宰、家宰，掌握地方的财、政、军大权，形成了很强的实力。当时，诸候之政在大夫，而大夫之政又在身份为士的“陪臣”。家宰、邑宰们由于控制了卿大夫的家政，所以事实上也左右了国家政权，这就是所谓“陪臣执国命”。孔子堕三都时，为季氏管理费邑的家臣公孙不狃、叔孙辄指挥私邑的军队包围了鲁君、三桓和孔子。阳虎是孟氏子弟，又是季氏家臣，曾指挥私邑的军队一度战胜过鲁国军队，并执季桓子盟而释之。这些都说明为卿大夫担任家臣的士在政治上力量已经很强大了。
当然，士阶层政治地位升高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队伍中个别或少数份子的身居高位，而在于士阶层是一支能适应当时社会变化并具有很强生命力的队伍。士阶层的队伍中，既有家道中衰的贵族，又有因军功、事功得遂为士的能者，还有乡举里选产生的民之俊秀，他们能文能武，又有一定的统治经验和相当的社会阅历，加之他们处于贵庶之交汇点，有上通下达之便，上可以体察政治动态，下可以沟通民俗民情，所以，在诸候争霸卿大夫争权的动荡政局中，他们不仅是诸候卿大夫首先要依赖的社会政治力量，而且事实上是社会之希望所在。社会造就了他们，社会又迫切地需要他们，这就是士阶层崛起而为社会政治之中坚力量的根本原因。
第三，士阶层开始知识化
周初之士，已开始习文，即书、数、礼、乐。实际上，这是士走向文化的第一步。春秋之时，随着王官失守，祝、宗、卜、史这些职掌宗教、文化和历史的文官也降落到了士的队伍中，他们实际上是第一批文士。他们的加入，从典籍的传播和教育的实施两方面都极大地促进了士的知识化。
士的知识化还与私学的兴起发展有关联。私学兴起的时间尚待方家考定，但至少在孔子时，私学已具规模是可以肯定的。私学虽然也传授射御之术，但更多地传授礼乐典章和统治技巧。这一点，从孔子回答卫灵公和赵文子的“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甲兵之事，未之闻也”一类的活就可以看出。实事上，私学的宗旨在于把士引进入仕之门，这是当时士对私学趋之若鹜和私学兴起的根本原因。随着文化的传播，私学逐渐注重对文化进行整理和思考。所以有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之事。在这种情况下，士的知识化便是自然的结果了。
从根本上说，士的知识化乃是当时政治的需要所造就的必然趋势。当时，步兵已经兴起，军事规模已经很大。统帅大军的人，主要依靠的不是勇力，而是经验和知识。所以，晋文公选元帅时，赵衰推荐“说礼乐而敦诗书”的郤毂，晋文公就毫不迟疑地接纳了。事实上， 不仅军事上，而且内政也一样，不是决于勇，而是决于文。此外，当时外交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进，外交活动显出了比军事活动更大的效益。“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样各国都急需精通礼乐典章，能够审时度势，并娴熟辞令的外交人才。因此，统治者便大力提倡学文，“学士则多赏”（《韩非子·显学》）“中章、胥已任，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民为求仕而随文学者的状况尚如此之盛，士的情形自可推想而知。
三、士的社会文化性格
士是中国古代第一批知识分子。士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决定了他们自身的社会文化性格。
首先，从社会成份上讲，士主要是由低级贵族、祝宗卜史、民之俊秀构成的。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从一产生，在血缘上就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本身对政治的依赖性。
其次，士阶层知识化的动力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追求仕途。对他们来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乃是金科玉律。所以，他们最关心的是社会政治问题而非科学真理问题。这就不仅决定了中国学术对政治的依附性和非独立地位，而且也决定了中国学术的人文化倾向。中国学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始终摆脱不了“我注六经”的模式，摆脱不了政治的控制，没有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而自然科学始终只是以个人爱好的形式存在着，没有形成完备的知识体系，追根溯源，实是由士的产生过程所决定的一种先天不足。
第三，中国知识阶层形成的标识不是某学术问题的完成和“认识你自己”之类学术命题的高扬，而是士阶层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我认同。因此，他们有很强的政治使命感，即“君子忧道不忧贫”。宋人范仲淹之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说，既是对前此之士精神的总结，又是对后来之士精神的启迪。西方知识层因为强烈的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和追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被西方人称为“社会的良心”。如果作一类比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层便可因其强烈的政治使命感而被称为“社会的先驱”。
第四，士阶层知识化的过程，实际是他们对《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的占有、整理和保管的过程。对古代文献的占有、整理和保管，使士阶层往往对现实的社会政治持一种理想化的批判态度。孔子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千百年来，知识分子一直是社会理想的建筑者和追求这一理想的先驱者。但同时，由于对理想的构筑和对现实的批判，往往采取“托古改制”的形式，所以，不彻底性和温和的改良色彩总是古代知识分子领导的一切社会运动之共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