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
日文中武士一词其本意是侍者，贴身随从。武士要遵守不畏艰难，忠于职守，精干勇猛。然而这一准则代表的只是理想，武士的忠诚、勇猛是建立在他所效忠的领主能对武士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奖赏的主从制度上。
源流
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九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地方领主开始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到了十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更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日本的特权统治阶级。
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朝代衰落原因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文臣和武将之间的长期冲突，双方互相排斥贬低，造成了严重的内耗。而日本则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作为职业军人的武士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者。武士因此被要求学习文化，懂得欣赏艺术，在茶道、棋道等方面都要附庸风雅。
直到明治维新，武士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而他们从体制、职能上看，更类似西方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与一般的亚洲国家存在差异。这种情况在明治维新后改变，1871年是最重要的一年，6月，平民被准许骑马，9月，武士被允许“散发”、“废刀”，10月，准许武士和平民通婚。当时据统计(1972年)，日本有士族425872人，加上家属合计1941286人，他们每年领取的俸禄消耗了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明治政府采取了渐进的手段，以发行债券或赎买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级。一部分高级武士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爵位，成为仅次于皇族的华族，但随着二战的战败，日本被迫接受民主改革，华族阶层也成为了历史。
今天，有些日本人还记着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但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在笔者住所附近，一户住宅的门口立着“幕末剑士某某习武之地”的石碑，那只是一个历史的遗迹。然而，武士的思想遗产，比如武士道，仍旧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
武士制度的完备象征是德川幕藩制，整个日本社会的统治阶级由以将军、大名为代表的高级武士到最低级的足轻(步卒)低级武士组成，而从丰臣秀吉的时代起，就实行了兵农分离制度。武士完全脱离了生产。不过，武士之间的生活水准是相差极大的，即便同为藩主大名，在长崎的也和在山形的截然不同。
占武士大多数的是中下级小人物，他们如果不能依靠一位有钱有势的主公，生活往往是在穷困中勉强维持。在江户时代的一个笑话说：“小武士的家里除了被子和锅，还有一块大石头，因为当他感到冷的时候，可以举石头取暖。”倘若依附的主公犯了事被开革，或是主公的财政困难必须削减人手，低级武士们就只能成为浪人，有的便去为黑社会之类的势力作打手，成为“用心棒”。虽然现代日语中的“浪人”指的是未考上合适高校的学生，但在那个时代，浪人是日本社会重要的不安定因素。为了避免国内矛盾的激化，官方就常常默认或怂恿浪人的对外武装侵略。浪人对于对外战争则充满野心，郑成功为反清复明，曾派人到日本借兵，幕府虽然拒绝，但下面浪人纷纷请战。在反映清末民初的影视作品中，日本浪人在中国各地流窜，正是明治维新改革等级制度的结果。
在《黄昏的清兵卫》中，下级武士清兵卫在吃饭时还要用饭团把汤碗擦一遍，显示出了生活的贫困。《最后的武士》导演爱德华·兹维克称他最爱读“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传记，西乡出身倒数第二级的下层武士，年轻时为了贴补家用就要去做抄写的零工。他的故乡萨摩是日本著名强藩，70万人口中武士家族占了20多万，财政一直紧张。这些底层武士的生活在日本国门被打开之后，穷困潦倒的情况加剧，终于成为维新的主力军。在维新之后，一部分上层武士转化为资产阶级或政府官僚，而下层武士日趋没落，还制造了一系列暴乱，连西乡也卷入其中。因此，日本在近代化进程初见成效后，立即展开了对外扩张。
值得一提的是，生活中的下级武士很多人没钱讨老婆，而他们的军事体制和男权传统文化又使得解决众多武士的性问题成为社会性症结。于是，宣扬儒学的幕府却绕开了一些儒家提倡的家庭伦理，特别是女性的贞操观念。直到山本五十六那一代乃至今天，武士(男人)在色情场所和艺妓(妓女)的鬼混也受到了默认，甚至是妻子的容忍。
思想
日本武士的思想核心自然是“武士道”。在经过数十年的反日本侵略斗争之后，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称得上“臭名昭著”，但对它进行必要的分析解剖还是必要的。
《最后的武士》将武士道概括成了“勇、仁、忠……”等一系列抽象的良好道德规范，但这只是表象，否则就无法解释在更多的时候，武士体现出的却是凶残、愚昧直到癫狂。这个原因要在武士道的思想根源中寻找，而武士道其实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大杂烩。
武士道的初期发轫，主要理论背景是长期受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的朱子(朱熹)理学。自镰仓幕府后期开始，武士必须遵守“忠诚、廉耻、信义、俭朴”等美德，而到了德川幕府，一些著名的儒学家将武士道理论系统化、规范化，终于成为整个武士社会的操守典范。电影一再翻拍的“忠臣藏”事件正是发生在此时期，是武士“全忠死节”的道德理想的“完美体现”。一般认为，日本虽然引进了中国的儒学思想，但就象他们吸收任何外国文明一样，都具有鲜明的自主选择性。周作人也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糟粕文化，如宦官、缠足等等，日本都没有照单全收。对于儒学，日本更强调的核心是“忠”，而中国则为“仁”。所以，日本武士为了“忠”，可以做出违反人道的举动。
作为武士道行为楷模的，则是中国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陆秀夫等人。江户时代，这些人物被称为“本朝武士之鉴”，他们为“大义”而淡看生死的精神受到武士的狂热推崇。在冲绳以及太平洋战场的诸多岛屿争夺战中，日军甚至平民在饥渴不堪的情况下，仍发起一次次自杀冲锋，战败则切腹跳崖跳海，正是陆秀夫、张世杰等在崖山被元军击败后的翻版。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而营造对中国的歧视贬低，所以歌颂“杀身成仁”的英雄渐渐以本国为主，但文天祥的故事直到二战结束前都是日本的教科书内容。
武士道思想的另一重要核心是禅学。武士生活于战乱之中，随时要为主公赴死，日本的地理环境又恶劣，灾害频仍，这都使得武士具有强烈的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因此需要禅宗的顿悟生死来调和。同时，禅宗的神秘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也给武士及日本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不过，禅学在武士手中，空洞虚无的人生观被放大，成为漠视他人生命和自己作出违背人性之举的借口。
最终使武士道彻底变为军国主义工具的是与儒学、佛学并称为幕藩体制三大支柱的神道教，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的民粹主义思想泛滥，将天皇神化，定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的神道教为国教，以此形成了向现代民族国家和工业化军事化帝国的转型，还吸收了德国的国家主义哲学，终于完成了武士道的法西斯化。
战斗
作为专业的军事集团。作战是武士的第一使命。日本武士的最大战斗特点是穿戴样式独特的甲胄，并有自成一家的格斗技艺。由于作战勇敢顽强，是极为不好对付的职业军人。幕府末期，在鸦片战争中轻松击败清朝的英国海军，与萨摩藩发生“萨英战争”，虽然令武备落后的日本武士损失惨重，但也不的不承认对方“善战”。更早时候，元军远征日本，登陆和日军作战，以密集火器令当时尚推崇单骑决斗的武士大吃苦头，但仍然不能突破日军的拼死阻截，在无法取得巩固的桥头堡情况下只好上船休整，结果遇到台风。
在冷兵器时代，日本武士一方面拥有精良的刀剑，另一方面则重视战斗训练，经验丰富，因此是不可忽视的劲敌。在明朝的援朝和抗倭战争中，日本武士的单兵和小集团作战能力，都明显高于普通的明军。特别是武士锋利的长刀加上诡异的刀法，往往能战胜人数居多的明军。只有戚继光发明“鸳鸯阵”，集合长短兵器和火器的综合威力，加以训练有素的精兵，才能克制倭寇。已故大导演胡金铨有《忠烈图》一片描写抗倭战争，其中连场打斗，值得一看。
今天日本虽已不存在武士阶层，但质量上乘的武士刀仍受到世界收藏家的欢迎，与大马士革刀、马来刀并称为“世界三大名刃”。早在宋代，文豪欧阳修就有《日本刀歌》，称“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事实上，日本刀制作技术本来源于中国两汉的钢铁花纹刀剑，但经过不断改良加工，形成了不论外观还是实用都“在远东首屈一指”的地位。而中国的刀剑制造技术却不断衰退湮没，连对日本刀风格大有影响的唐刀原物都已荡然，反倒在日本有所保存。
在日本的古装时代剧中，武士的刀剑搏斗更是家常便饭，也形成了一个名为“杀阵”的专业打斗涉及群体。由于日本在学校教育中重视剑道、柔道、空手道等格斗技艺，因此许多日本演员的身手都颇具基础，演起电影中实战性的打斗也象模象样。那些“杀阵”设计者也确实是日本刀法各流派的专家，象《黄昏的清兵卫》中，负责指导真田广之的就是小太刀高手。小太刀(肋差)指的是日本武士普遍随身佩带的长刀之外的短刀，也是剖腹的工具。剑圣宫本武藏以创出双手分使长刀和小太刀的二刀流闻名，但日本刀法还是以双手持刀的居多。据有的专家考证，双手刀法在汉唐时代传入日本，此后于中国日渐绝迹，但日本武士却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双手刀法，形成了剑道体系，其主要特点是摈弃了中国求套路美观的弊端，强调实战的“技法朴实严整、劲力充实流畅”。当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电影中的刀剑搏杀也远远不及中国电影中的好看。
参考资料：http://bk.baidu.com/view/8523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