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一篇《苏轼与梦》的论文，谁能提供苏轼作品中含有梦的诗或词（小品文就不需要了），谢谢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江城子·记梦》《西江月·梅花》《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归朝欢·和苏坚伯固》《南乡子·送述古》《西江月·平山堂》《永遇乐·明月如霜》《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贺新郎·乳燕飞华屋》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念奴娇 赤壁怀古

苏轼《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凉北望。

念奴娇 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参考资料：http://www.chinaeduin.com/wenzhang.asp?id=2485

Answer 2

直接上成品

苏轼词作与梦
张庆军
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不仅以诗文著名，而且词也写得洒脱，别具一格，并以豪放派词风的鼻祖被尊，浏览苏轼现存的347首词，竟然发现东坡居士词作与梦颇多有缘，或记梦、或忆梦、或借梦、或诉梦，词作中梦、梦境比比皆是。纵观《东坡乐府》中与梦结缘的词，一类是以梦作为创作题材，进行艺术性的概括提炼和再现，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苏轼19岁和王弗结婚，十分恩爱，苏轼30岁时，年方27岁的王弗因病早逝，给多情的词人留下了无穷的思念和悲伤。王弗谢世，已经十年，彼此生死相隔，无缘碰面；人间黄泉，音信难通；孤坟相隔千里，难谋一面（王弗坟在四川眉山，苏轼此时任官山东密州，相隔岂止千里）。这份伤感，此种苦痛，岂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所能相比的？十年的相思，十年的惦念，十年的苦痛，十年的辛酸，十年的衷肠，又能与谁诉说。个中的酸楚，又怎是“多情自古伤别离，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所能表达的，既使东坡只有一种风情，又能与谁人说！十年之中，词人几遭贬削而四处奔走，虽只有四十岁，却已风尘劳顿，白发催人，忽见“梳妆”貌美的妻子，又有何等言语相诉。“相顾无言，只有泪千行”这是何等精妙的艺术描述，又是多么准确的真实描写（毕竟是在梦中）。和妻子一刻千金的梦会，对于饱经风霜的词人来说，是怎样的幸福与感慨呀！然而这伤感不能表露，这哀怨无法倾诉，因为他是大诗人，他是苏轼，他不是柳永，他是高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大词人，儿女情长、香脂浓艳的闺房哀怨是轮不到他来写的（他也不能写），于是无奈的东坡也只有借助于梦了，梦成了挡箭牌，梦成了遮雨伞，梦也成了词人一吐心声而不落讥讽的绝好的表达方式了。

以虚写实，实虚结合，融进梦境，增进和渲染词的气氛，使词通过梦的表达进入更高的艺术境界，这是词本身发展的要求，也是苏轼词作用梦的另一类型。《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且不论，曾被沈潜在《填词杂说》中评论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更是一例：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因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朗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本词，在前词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另开新境，避实就虚，以曼妙的构思和细腻的刻画，内中融进了多少幽怨和缠绵，其高妙处，似更胜过前词。特别是自然而然的融进了春日思妇万里寻郎的梦境，更是词作之妙处。如此文章大师，怎与梦结下了这般深的缘分。原因如下：

其一，基于当时人们对于词的认同程度和宋朝最高统治者对词的态度，作为文坛风云人物的苏轼欲想写词，必须得借助梦境来发挥。词始兴于唐朝，至晚唐五代时词人已经很多，特别是由于以温庭筠、韦庄、李煜等人作品为主的《花间集》流行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词乃茶余饭后消遣工具，词非文章大家专攻之技，是诗余，是雕虫小技登不得大雅之堂，况且又是抒写绮糜生活中的艳事闲愁的，于是词成为花前月下，绣房闺阁，哀怨缠绵的代名词，成为诗人大家所不屑一顾之作。虽说词在唐朝五代有所发展也不乏成功之作，但严格来讲，苏轼之时，词是新兴而有待发展的体制，诗古文辞由来已久，有丰厚的积淀，优美的作品，不同的风格，多样的内容，灵活的形式， 并且已为历朝历代人们所接受推崇，但词的文学地位社会影响比“正统”的诗古文辞还是相去甚远的，苏轼虽是文学大家，但也不能（恐怕也很难）打破僵局，即使有意在词坛上崭露头角，一试身手，也因为词是“应歌”的“小道”，登不得大雅之堂，为免盛名之累，也只好借口是“游戏”而已，是作诗之余，“偶尔作歌”，说的白一点，即做诗之后还有才情没有抒发痛快，故而用词来收收尾，发泄一下吧（即词为诗余）。这正如宋代胡寅所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这样，不论苏轼，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亦或作词专攻情致的秦观都只好以梦写词，大展神来之笔了（范仲淹的《苏幕遮》的下半片妙借“好梦”，加倍衬托别离的浓重：“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在乡魂黯然，旅思紧随的情况下，除非每天夜里做着回乡的好梦，方才能暂时得以安睡。词外之意，好梦本属虚幻，而忧国忧民的范仲淹把精神寄托在虚幻不实之上，愈见其内心的苍凉凄恻了），于是以文章得名也以文章招祸的东坡先生也只好选择梦语了，因为不如此，则又是一个柳永柳七变了。曾“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使词普及市井乡里平民百姓的柳永，在当时盛极一时，可以说花间词的神韵至此发展到了顶峰，也因为宋仁宗赵祯认为柳永词“ 好为浮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柳永被除名”（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柳永你身处大宋开国不久，国家统一，天下太平，你既不能象词人辛弃疾那样：“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又不能象陆游那样：“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却反而去唱一些“偎红翠，风流事”的烟花巷陌之词，人家宋仁宗不喜欢。柳永纵然词唱普天下，名冠海内外，可皇帝不认同，不欣赏，也只好流落街头了。试想，当着皇帝的官，吃着朝廷的饭，拿着皇家俸禄的苏轼，又多大的胆子敢冒宋仁宗的大不韪。于是苏轼也只有用梦来表达了，以此在不清醒的梦中来书写闺房哀怨月下花前的缠绵来避嫌了。

苏轼词作用梦的第二个原因，是苏轼在词的创作上有着独创一派 、自成一家的动机。东坡毕竟是个大文豪，他非常清楚，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绝不会只充当诗余饭后的雕虫小技，它一定会有更广阔的天地，真正的艺术作品，总是要借物言情，甚至要凭借想象（梦）来挖掘其含义。苏轼意欲有别于柳永，不落入绮罗香泽的艳词臼窠，但又想不同于陈季常的“豪放太过”，于是只好以梦相托，继柳七变的词艳情丝，以“大江东去”示无柳七郎风味，而努力“自是一家”的词风。东坡先生有意在词坛上独树一帜，目的在于针对柳永一路的词风，救词于风花雪月的狭隘之中，拓宽其思路，张扬其生命，这一点，他自己并不讳言，《与鲜于子骏书》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词发展到了北宋中期，内容只在绮罗香泽的小圈子里讨生活，语言又自然是老一套“香套泛语”，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既要发展词、开拓词，又要注意世俗对词的品评，帝王对词的偏见，于是他必须打出彻底反对柳永词风，这一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挽救词坛的颓风，二是因为非如此难以自立门户“自是一家”，三则是词毕竟还有抒发儿女情长、相思哀怨、花前月下之感情的任务（因为生活中有这些内容），因此东坡只能在部分词中展示别具一格的“新词风”（即以诗为词），而摆脱绸缪宛转之度。宋俞文豹的《吹剑录》说：“东坡在玉堂曰，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关西大汉”也好，“东州壮士”也罢，弹铜琵琶，敲铁绰板，甚或吹笛击鼓，抵掌顿足，总之不是妙龄歌姬温柔旖旎地曼声低唱、哀怨吟咏，应是自成一派。然而苏轼又深知在当时他之所谓“壮士词”并非很得人心，不用说已经被世人接受的柳词，就是其志同道合的友人，也不以其词为骄傲，认为是“溢而作词曲”，是做诗之余，偶尔为之罢了。东坡先生亦知词并非只有“ 壮士词”一类，也应表现哀婉清丽、缠绵相思（须知东坡也是写哀婉清丽作品的高手），如此东坡先生可不能打自己的嘴巴，也只好把哀怨缠绵交托给梦境了。

其三，前辈文人用梦的影响以及梦境与文学描写的某些天然关系也使苏词广泛而大量的用梦。苏轼对自己的创作曾作过明确的说明：“山川之秀美，风俗之仆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南行前集叙》）。这就是指出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过程，然而许多的情况下，艺术真实要高于生活的真实，需要通过艺术的加工，想象渲染，这其中最简单有效的就是通过梦，借助梦来完成现实真实中难以捉摸的环节。同时坎坷的仕途遭遇更是东坡词作中用梦的又一重要原因，一路高歌长吟、才情横溢的词人正沉浸在文章盛名、词作成功的喜悦之中，虽几遭贬削，频频调任，居无常所，但东坡先生却将此视为难得的漫游，苏州的园林、杭州的山水、密州的人情、徐州的掌故，反而使词人倍感大自然的美丽和上苍的恩赐，即使白发，也聊发少年之狂，并且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再度高昂。可是，正如他所预感的那样，因文章得名，也因文章获罪。刚到湖州，诚恐诚惶的感谢浩荡皇恩的信还墨迹未干，灭顶之灾却随之而到，感谢皇恩的信被指控为“有讥切时事之言”，苏轼不满现实，批评当朝，而其弄潮儿诗中“吴儿生长狎涛渊”，又有把皇帝诬为“吴儿”，影射皇帝兴修水利是“ 玩水”之嫌，说此时全国上下对苏轼已经到了“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可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于是1079年7月，朝廷派人到湖州把苏轼押到京城下狱御史台，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虽然宋神宗皇帝半信半疑，太皇太后也极力为之开脱，范镇、张方平等亦写信给皇帝，说苏轼“实天下之奇才”，连苏轼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一代才子、盖世词人虽免去死罪，但活罪难逃，被贬到黄州。被陷害的痛苦，无法辩解，也不能辨白的无奈，特别是词友诗朋全都失去了联络，这种痛苦在他写给李端叔的信中写得最清楚，“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见，与樵渔杂处，往往被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也不答，自幸庶几免矣”。须知苏轼是诗文唱答之高手，文坛巨人，忽然间，仿佛到了真空世界，那种痛苦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他只有转而思考自己的人生追求是否正确。本以为“渐不为人识”，但小人不放过，几年间四处漂泊，八方流浪， 然而苏轼毕竟是文化人，是知道诗可以言志，文能载道的，他品遍世间辛酸，阅过官场苦辣，黄州的几年以及其后的二十年中苏轼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创作走上了顶峰，它的思想也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觉从前，皆非、今是”（《哨遍》），“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秋”（《西江月·黄州中秋》）可见词人亦把前半生的生活视作了梦或恶梦，人生短暂，但放开胸怀，词中的“梦”也有了别与从前的含义，词人清醒地看到世事的险恶，“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在梦中一切都非常清楚明白，在醉中才是真醒，可见词人这一时期的“梦”已与此前词作中的“梦”有了巨大的区别，如果说前期作者是用梦来作为一种手段和方式，来开辟词的新路径，是通过梦或梦境的描写来曲折、隐晦的反映生活，表达感情，以避免走柳永词风的旧路的话，那此时东坡的“梦”则又增加了用“梦’来进行人生意义的深层的探索，这时的“梦”不再铺排，是直言“梦”，不再躲躲闪闪，而是大大方方的用“梦”，“梦”是一种胸臆的直抒。堪称词人豪放代表之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可以说是苏轼用梦的质的飞跃，谈笑间创造下举世业绩的周郎不是也已随时光流去了吗？“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此时的苏轼已将自我融入到了世界之中、自然之中，完成了有小我到大我的飞跃，又开了从词风之梦到人生真谛之梦的过渡，世事皆梦，人生是梦，这是一种无梦之梦境了！

列宁曾经有趣地指出：“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东坡居士并非不了解自己，然而现实和条件使他在词创作上走了一条与柳永相反的路，不仅使他借助于梦丰富了词的内容，开拓了词的范围，把词引出了闺房哀怨的小天地而走向了更为广泛的世界，而且通过梦完成了人生价值的最终探索，于是他的词与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词的造化，更是文学的造化，也是历史的必然。于是我们庆幸于历史选择了苏东坡，词垂青于苏东坡，我们更为感叹的是词有了苏东坡而登上了大雅之堂，词有了苏东坡更显示出无穷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