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北京、上海已公布了各自的人口数据，两地常住人口数量较上一年同期分别减少了4.3万和13.54万。5月12日，《2022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2022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873.41万人，比2021年末的1881.06万人，少了7.65万人。
随着北上广深常住人口齐齐步入负增长时代，标志着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点，人口发展模式也必然面临改变，新一轮的城际人口洗牌开始了。
一线城市独领风骚20年
一线城市的概念，据说最早是由房地产商提出的。1998年，中国实施住房制度改革，开启了住宅商品化的大幕。与之伴随的，是以每年一个点的速度迅猛推进的城市化浪潮。而作为站在城市链顶端的一线城市，自然成为人口涌入的首选目的地。
不过，仔细观察这20多年北上广深的人口增长曲线，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其中2000-2010这十年，是属于京沪的黄金时代。随着2001年北京申奥、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作为两项国际赛事举办地的京沪，掀起了大规模的城建高潮。城区面积、城市范围急剧扩张，吸引来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
2000年时，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为1363.6万和1608.6万，到2010年时已经飙升至1961.9万和2302.7万。十年间增长了六七百万人，相当于每年增长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
但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特别是2014年以后，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大城市病，京沪先后出台政策，疏解城市功能、严控城市人口，人口增长由此开始放缓。比如上海，常住人口在2013年超过2400万人以后，几乎就不再怎么增长了。而北京更是从2017年开始，常住人口出现持续的负增长，过去6年累计减少了11.1万人。
与此同时，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和深圳却继续敞开大门，欢迎四方来人，于是顺利地从京沪手中接棒，开始领跑人口增长。2000-2010年时，广深的人口增量才两三百万，不到京沪的一半，但到了2010-2020年，却猛然提升至六七百万，跟京沪上一个阶段的增量相当。
但这种迅猛增长的势头，从前年开始戛然而止。2021年，广州的人口增量从上一年的43万锐减至7万，而深圳更是从2020年的53万暴跌至不足5万，去年直接录得负值。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生育率下滑的因素，也跟深圳调整落户政策，提高落户门槛有关。此外，还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如疫情导致企业用工需求下降，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离深返乡。毕竟，在老家的租房成本、饮食开销都要更低，疫情的影响也更小。
类似场景在2019年的武汉也曾上演，但次年武汉人口就强劲反弹。所以不少人坚信，深圳的人口下降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今年一定会由负转正。而今年年初，深圳地铁客流再创新高就是一个明证。但不可否认，包括广深在内的一线城市，已经不再是流动人口的首选目的地这点，也是事实。
人口的“强省会时代”到来
2017年，武汉一声炮响，点燃了延续至今的“抢人大战”的导火索。此后各线城市纷纷加入“战局”，就连北京上海也不同程度地调低了落户门槛。但总的来看，“抢人大战”的最大赢家，还得数各地的强省会。
比如2017年“抢人大战”元年，西安常住人口就暴增了104万人；2021年，从疫情中逐渐走出来的武汉，全市人口则大涨了120万人；至于杭州，从2019年常住人口净增55.4万人超过广深起，人口增量已连续多年跑在全国前列；而成都的常住人口总量更是已经逼近北京，很多人预测，五到十年内“人口第四城”或将易主。
和当初广深接棒京沪是因为后者严格人口调控，而前者敞开大门不同，强省会接棒一线，主要还是源于人们对房价等生活成本的考虑。比如2022年人口增长第一名的城市，就是被称为“炒房客墓地”的长沙。
诚然，像长沙合肥甚至杭州成都等城市，就工作机会、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来说，跟一线城市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人们选择城市，并不只关心奋斗所得，也要考虑付出的成本，往往是两者权衡的结果。
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明显高于二线省会。其中最“便宜”的广州，4月份均价也要45000元每平米，而北上深则都超过了6万每平米。以至于就连华为这样的顶级大厂，总部都从深圳迁去了东莞。
但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平均薪酬却并没有比二线省会高太多。根据智联招聘公布的一季度最新数据，一线城市中收入最高的上海（13433元），平均薪资只比位于华中的武汉（9998元）、西部的成都（9694元）高出不到40%。然后再对比平均房价，很多人结合自身的情况，就会做出回归二线省会的选择。
再加上最近这些年，随着产业的转移，鄂川皖湘桂等传统民工输出大省，人口回流趋势明显。而这部分回流人口，主要都去了当地的省会，从而带动了像长沙合肥武汉成都等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
可以说，属于强省会的“人口时代”，已经悄然到来了。
城市发展动力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质量
虽然人口涌入的具体城市有所变化，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整体趋势，并没有改变。
当然，随着我国总人口步入负增长时代，大城市的人口增速也在放缓。即便是长沙杭州等人口增长靠前的城市，去年的增量也才十七八万，远低于北上广深高峰期的年均六七十万。
事实上，增长乏力的不只是头部城市，就连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也开始面临类似的问题。比如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广东，曾是无数外出打工人的首选目的地，一句“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道出了其巨大的人口吸引力。2010-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增长了2170.93万，是第二名浙江的一倍还多。
但到了去年，珠三角九市中，除了珠海，其余8城人口均出现负增长。其中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东莞，人口更是减少了近10万人。受此影响，广东全省的常住人口也出现多年来的首次下降。
长三角的情况虽然比珠三角好一些，但整体的人口增速也在放缓。除了杭州和合肥，其他城市去年的人口增量均低于10万，扣除本地自然增长部分，新增外来人口也已所剩无几。
而与此同时，长三角、珠三角外地人口本地化的趋势却正在加强。以深圳为例，虽然常住人口在减少，但户籍人口却从2021年的556.39万增长到去年的583.47万，足足多了27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的比例明显提升。
这一方面说明，外地人口落户大城市的愿景依旧强烈；另一方面也提醒城市的管理者，推进常住人口平权化、市民化的重要性。
因为随着人口总量的下降，“抢人大战”的高潮正在过去，而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也已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质量，这也是为啥最近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人口红利终将过去，接下来要拼的是人才红利、人文红利。
随着北上广深常住人口齐齐步入负增长时代，标志着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点，人口发展模式也必然面临改变，新一轮的城际人口洗牌开始了。
一线城市独领风骚20年
一线城市的概念，据说最早是由房地产商提出的。1998年，中国实施住房制度改革，开启了住宅商品化的大幕。与之伴随的，是以每年一个点的速度迅猛推进的城市化浪潮。而作为站在城市链顶端的一线城市，自然成为人口涌入的首选目的地。
不过，仔细观察这20多年北上广深的人口增长曲线，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其中2000-2010这十年，是属于京沪的黄金时代。随着2001年北京申奥、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作为两项国际赛事举办地的京沪，掀起了大规模的城建高潮。城区面积、城市范围急剧扩张，吸引来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
2000年时，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为1363.6万和1608.6万，到2010年时已经飙升至1961.9万和2302.7万。十年间增长了六七百万人，相当于每年增长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
但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特别是2014年以后，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大城市病，京沪先后出台政策，疏解城市功能、严控城市人口，人口增长由此开始放缓。比如上海，常住人口在2013年超过2400万人以后，几乎就不再怎么增长了。而北京更是从2017年开始，常住人口出现持续的负增长，过去6年累计减少了11.1万人。
与此同时，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和深圳却继续敞开大门，欢迎四方来人，于是顺利地从京沪手中接棒，开始领跑人口增长。2000-2010年时，广深的人口增量才两三百万，不到京沪的一半，但到了2010-2020年，却猛然提升至六七百万，跟京沪上一个阶段的增量相当。
但这种迅猛增长的势头，从前年开始戛然而止。2021年，广州的人口增量从上一年的43万锐减至7万，而深圳更是从2020年的53万暴跌至不足5万，去年直接录得负值。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生育率下滑的因素，也跟深圳调整落户政策，提高落户门槛有关。此外，还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如疫情导致企业用工需求下降，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离深返乡。毕竟，在老家的租房成本、饮食开销都要更低，疫情的影响也更小。
类似场景在2019年的武汉也曾上演，但次年武汉人口就强劲反弹。所以不少人坚信，深圳的人口下降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今年一定会由负转正。而今年年初，深圳地铁客流再创新高就是一个明证。但不可否认，包括广深在内的一线城市，已经不再是流动人口的首选目的地这点，也是事实。
人口的“强省会时代”到来
2017年，武汉一声炮响，点燃了延续至今的“抢人大战”的导火索。此后各线城市纷纷加入“战局”，就连北京上海也不同程度地调低了落户门槛。但总的来看，“抢人大战”的最大赢家，还得数各地的强省会。
比如2017年“抢人大战”元年，西安常住人口就暴增了104万人；2021年，从疫情中逐渐走出来的武汉，全市人口则大涨了120万人；至于杭州，从2019年常住人口净增55.4万人超过广深起，人口增量已连续多年跑在全国前列；而成都的常住人口总量更是已经逼近北京，很多人预测，五到十年内“人口第四城”或将易主。
和当初广深接棒京沪是因为后者严格人口调控，而前者敞开大门不同，强省会接棒一线，主要还是源于人们对房价等生活成本的考虑。比如2022年人口增长第一名的城市，就是被称为“炒房客墓地”的长沙。
诚然，像长沙合肥甚至杭州成都等城市，就工作机会、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来说，跟一线城市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人们选择城市，并不只关心奋斗所得，也要考虑付出的成本，往往是两者权衡的结果。
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明显高于二线省会。其中最“便宜”的广州，4月份均价也要45000元每平米，而北上深则都超过了6万每平米。以至于就连华为这样的顶级大厂，总部都从深圳迁去了东莞。
但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平均薪酬却并没有比二线省会高太多。根据智联招聘公布的一季度最新数据，一线城市中收入最高的上海（13433元），平均薪资只比位于华中的武汉（9998元）、西部的成都（9694元）高出不到40%。然后再对比平均房价，很多人结合自身的情况，就会做出回归二线省会的选择。
再加上最近这些年，随着产业的转移，鄂川皖湘桂等传统民工输出大省，人口回流趋势明显。而这部分回流人口，主要都去了当地的省会，从而带动了像长沙合肥武汉成都等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
可以说，属于强省会的“人口时代”，已经悄然到来了。
城市发展动力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质量
虽然人口涌入的具体城市有所变化，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整体趋势，并没有改变。
当然，随着我国总人口步入负增长时代，大城市的人口增速也在放缓。即便是长沙杭州等人口增长靠前的城市，去年的增量也才十七八万，远低于北上广深高峰期的年均六七十万。
事实上，增长乏力的不只是头部城市，就连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也开始面临类似的问题。比如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广东，曾是无数外出打工人的首选目的地，一句“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道出了其巨大的人口吸引力。2010-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增长了2170.93万，是第二名浙江的一倍还多。
但到了去年，珠三角九市中，除了珠海，其余8城人口均出现负增长。其中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东莞，人口更是减少了近10万人。受此影响，广东全省的常住人口也出现多年来的首次下降。
长三角的情况虽然比珠三角好一些，但整体的人口增速也在放缓。除了杭州和合肥，其他城市去年的人口增量均低于10万，扣除本地自然增长部分，新增外来人口也已所剩无几。
而与此同时，长三角、珠三角外地人口本地化的趋势却正在加强。以深圳为例，虽然常住人口在减少，但户籍人口却从2021年的556.39万增长到去年的583.47万，足足多了27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的比例明显提升。
这一方面说明，外地人口落户大城市的愿景依旧强烈；另一方面也提醒城市的管理者，推进常住人口平权化、市民化的重要性。
因为随着人口总量的下降，“抢人大战”的高潮正在过去，而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也已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质量，这也是为啥最近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人口红利终将过去，接下来要拼的是人才红利、人文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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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3-05-3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过去五年的常住人口增长数据。
首先，北京市过去几年来一直在积极推进人口调控政策。政府限制了外来人口的流入，并加强了对非京籍人口的居住证管理。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外来人口流入的速度有所减缓，从而对常住人口增长产生了影响。
其次，北京市的土地资源和城市承载能力有限。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面临着一定的压力。为了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生活质量，政府可能会有意控制人口增长，避免资源过度消耗和城市功能紊乱。
另外，北京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一直相对较高。高昂的房价使得一些人对于在北京安家落户产生了犹豫，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其他城市或者回到自己的家乡。这种因素也会对常住人口增长产生影响。
尽管近年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增长量有所下滑，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市失去了吸引力和竞争力。作为中国的首都和经济中心，北京市依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机会，吸引着人们前来工作、学习和创业。此外，北京市还在不断优化城市环境和提升公共服务，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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