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宋江原是一位周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替天行道”，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由于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在起义事业登上峰巅之时选择了妥协、招安，终于葬送了起义事业。小说通过宋江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总结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奋起反抗。小说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
《水浒传》所写的本来就是社会的重大问题，故必然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一批进步的文人纷纷借它来批判社会的黑暗和不平，抨击言行不一、人性扭曲的“假道学”的“可恶、可恨、可杀、可剐”(容与堂本第六回回评)。对于此起彼伏的造反者来说，《水浒传》也对他们起过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毋庸讳言，小说的忠义思想和对招安的描写曾经对某些义军的领袖产生过消极的影响，如张献忠在谷城受抚，就表示“戮力王室，效宋江水浒故事耳”(《纪事略》)。但比较起来，《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积极影响还是主要的。一批批义军将《水浒》作为造反起义的教科书，从中汲取力量，高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据现有的数据记载，从万历十四年(1586)起，就可以看到梁山英雄对于造反者的影响。特别是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水浒》英雄的口号已被广泛地写在农民军的义旗之上，许多义军首领袭用了《水浒传》的人名或诨号，成为中国农民起义史上的一种奇观。后来清代义军打着《水浒》旗号的也屡见不鲜，太平天国、天地会、小刀会、义和团等无不受到《水浒传》的影响。这在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和它相比的。正由于此，封建统治阶级对它恨之入骨，认定它是一部“诲盗”的“贼书”，厉行严禁，甚至诅咒作者“子孙三代皆哑”(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因为他们认为：“世之多盗，弊全坐此，皆《水浒》一书为之祟也。”(《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兵科抄出刑科右给事中左懋第题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本)这也可以从反面看出《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积极影响。
《水浒传》是以宋江起义故事为线索创作出来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徽宗时期，《宋史》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等都有记载。从南宋起，宋江起义的故事就在民间流传，《醉翁谈录》记载了一些独立的有关水浒英雄的传说，《大宋宣和遗事》把许多水浒故事联缀起来，和长篇小说已经很接近。元代出现了不少水浒戏，一批梁山英雄作为舞台形象出现。《水浒传》是宋江起义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吸收了民间文学的营养。《水浒传》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之一。它产生于明代，是在宋、元以来有关水浒的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由作者加工整理、创作而成的。全书以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主要题材，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悲壮画卷。作品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揭露了当时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和“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成功地塑造了宋江、鲁智深、李逵、武松、林冲、阮小七等一批英雄人物。小说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但作品歌颂、美化宋江，鼓吹“忠义”和“替天行道”，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