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划分公罪与私罪
唐律为了保护封建官吏的利益，官吏犯罪划分公罪与私罪，并规定了不同的判刑原则。据《名例律》注云：“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私自犯，及对制诈不以实，受请枉法之类”。公罪，系因职务关系而构成的犯罪。私罪则有两种：其一，是和公事无关而违法犯罪的，如强奸、盗窃皆是；其二，是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的，虽与公事有关，也以私罪论处。所以公罪多出于过失，私罪则多由于故意。唐律规定私罪从重、公罪减轻的处罚原则。区别公罪和私罪的目的，归根结底为了保护封建官吏在执行职务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加强封建国家机关的统治效能。
（二）区分故意与过失
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秦汉时已有规定。晋人张斐为晋律所作律表中，准确地对故意和过失作出了“知而犯之”和“不意误犯”的解释，即明知其行为可以造成某种后果而为之者，是故意；未意识到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而为之者，是过失。唐律对过失又进一步解释为“谓耳所不及，思虑所不到”，犯罪人在主观上没有给别人造成损害的目的与动机，这是它和故意行为的根本区别。对故意与过失的量刑，一般是故意从重，过失从轻。
（三）共同犯罪区别首从
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行为。唐律中对共同犯罪区分首从，处罚各不同。但对谋反叛逆、强盗略人、闲人宫殿、应征逃亡的犯罪行为，则不分首从，均按正犯处理。这一规定，是为了用刑罚手段制裁统治者认为是最危险的犯罪。
（四）关于并合论罪的原则
并合论罪，就是对一个人构成的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取重罪科刑。唐律规定：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不得累轻以加重。如官吏贪赃枉法，一日数起，应按赃数合并论罪。并合论罪的原则是在唐律中明确确立，被后世所沿袭。
（五）关于累犯的规定
累犯加重源于封建社会前期的刑法原则，但内容有所改变。唐律中的累犯，是指三次以上的犯罪行为，因其对社会危害性较大，要加重处罚。名例律规定：“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绞”。疏议说：“前后三人科刑，便是估终其事，峻之以法，用惩其罪”。说明对累犯的加重处理，是为了打击屡教不改的犯罪行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六）关于类推的一般原则
唐律中的类推，就是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可以按照最相类似的条款比照定罪的规定。名例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是举重以明轻；其应人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所谓出罪，就是在免除刑事责任时，可以举重罪以比照轻罪，对轻罪之处理办法自然明确。所谓人罪，就是在决定其应负刑事责任时，可以举出轻罪以比较重罪，则对重罪之处理办法自然明确。
（七）老的废疾减刑的规定
名例律中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为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死罪不加刑。”按此规定，凡是老幼废疾之人犯罪，都可以得到某些减免刑罚的优待。《疏议》说这样规定的目的，是“爱幼养老之义也”。实际上，这些人因为老是、幼小、废疾，不可能对封建统治造成更大的损害与威胁，减免其刑事责任，既可以收到哀矜老幼的美名，又不致给统治阶级造成不利的后果。
（八）同居相隐不为罪的规定
同居相隐源于儒家思想。汉朝已有系亲相隐的刑法原则，唐律扩大为同居相隐。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着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据此规定，上述同居之人，不仅互相之间可隐瞒其罪行而不予追究，就是为犯罪者通风报信，令其隐避逃亡时，亦不负刑事责任。同居相隐原则的规定，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进而巩固以专制家长为首的封建家庭，这对加强封建统治是非常重要的。但若犯谋反、谋大逆、谋叛罪时，并不适用相隐原则，“各从本条科断”。
（九）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由于唐朝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兴盛的时代，同周围许多国家发生频繁的贸易关系，当时居住和往来中国经商的天竺、波斯、中亚、南洋及犹太人，大约十余万人。为了调整在贸易往来或相互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所谓“化外人”，是指外国人而言，并不是指国内少数民族。唐律的这一规定，既反映了唐王朝统治者尊重外国人的风俗习惯，又体现了他们维护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
综上所述，唐律中的十恶、人议以及其他一些原则，反映了法律文化的进步，充分证明唐朝的法律制度是相当细密的。这些原则以维护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既是唐朝对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与司法经验的总结，又为其后各代封建王朝的刑事立法奠定了基础。这些基本原则在唐律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统率全律而又贯彻始终的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