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朦胧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的变革，对中国诗歌传统和欣赏习惯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也由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朦胧诗”这一称谓，最初是略含贬意的，它在当代诗坛流行，可前溯自1980年《诗刊》第8期发表的署名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该文是由老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诗《秋》所引发的，这首诗发表在《诗刊》1980年1期上：“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危险游戏中的细节回忆。”在章明看来，此诗用语让人感到稀奇、别扭，使人产生思想紊乱，接着他又举出青年诗人李小雨的《夜》作为例证，认为这类诗晦涩、怪僻，叫人读了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实在令人气闷，气闷之余，便写下这篇文章。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他将此类诗体姑且名之为“朦胧体”。从此，“朦胧诗”这个略含贬意的称谓，便成为日后新诗潮的具有普泛性的命名，并围绕着“朦胧诗”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论战。
论战一方持肯定，赞赏的态度，主要以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为代表。他们分别写了《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崛起的诗群》等文，为新诗潮推波助澜，故被称作“三个崛起论者”。谢冕对新诗的探索和创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他指出，在新的挑战面前，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写出了一些看似古怪实则新异的诗篇，这情景实在让人兴奋！这就给新诗的探索赋予了某种合理或合法性。几个月之后，孙绍振又发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他一方面支持谢冕的看法，另一方面又将此上升到“新的美学原则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这股诗潮的崛起“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所谓“新的美学原则”，即是“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也就是表现自我。而徐敬亚于1983年发表《崛起的诗群》，更是对朦胧诗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诗人的诗学态度，文本实验及风格特征等，作了既系统又具体的阐释，犹如一篇中国现代主义的宣言书，在文学界激起了轩然大波，从而把朦胧诗的论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论争的另一方以丁力、郑伯农、程代熙等为代表。他们以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视角观照诗歌，认为朦胧诗是晦涩诗，古怪诗，“崛起论”是古怪诗论，从而基本否定了朦胧诗的艺术朦胧。老诗人艾青、臧克家对朦胧诗和“崛起论”基本上也持一种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当然，更有许多批评家和诗人既肯定了朦胧诗所具有的探索精神及取得的成就，又指出其不足，认为对其作品应给予具体分析。论争结果，既更新了趋于封闭的诗学观念，又促进了朦胧诗的影响及新诗诸流派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