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刘禅的历史典故

Question

求关于刘禅的历史典故,不要野史小说记载的,要正史里的故事. 最好有关于刘禅和宦官的故事,急需啊!

Answer 1

刘禅承续大统时，年仅17岁。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按照两汉社会的“孝”风，这无非是叫刘禅与诸葛亮共处，凡事让着几分，似乎诸葛亮亦当仁不让，大权独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诸葛亮北伐前夕，对已年满22岁的刘禅依旧不放心，“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特派心腹董元为侍中，统宿卫亲兵，“监管”刘禅，“后主益严惮之”。刘备逝世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意即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刘备闻讯，宽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可是，仅几年功夫，诸葛亮又作出另一番天壤之别的相反评价，把刘禅的智商贬得一塌糊涂。孰真孰假，难道诸葛亮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人们大概不会忘记千秋凛然的《前出师表》吧。在这封表中，诸葛亮一方面表达了对刘备的耿耿忠心；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种种不谐的信息。例如，诸葛亮一再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不宜异同”，居然把“宫中府中”放在同等地位，这不是严重地破坏了朝廷的正常礼义和官场的秩序吗？还需要指出的是，诸葛亮对刘禅的口气和语感，简直犹如一个严峻的父亲在冷酷地调教不懂事、不听话的孩子，难道这种态度符合当时的君臣大义吗？诸葛亮大举北伐之时，正是刘禅青春韶华之际，按照汉代朝廷的常规，诸葛亮应当逐渐地将大权交还给刘禅，使其以一个“见习”皇帝变成“在职”皇帝。可是，诸葛亮常驻于汉中，醉心于北伐，却不一心一意地辅佐和教导刘禅怎样治国。将心比心，刘禅怎能对他没有意见和看法？须知，诸葛亮的最终使命是辅佐刘禅执政而不是代替刘禅执政。 根据史书记载，刘禅对诸葛亮的不满情绪是在后者死后才逐渐地显露出来的。史称：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有人又提出“立庙于成都”，“后主不从”。但提出者坚持，刘禅只好让步。试想：倘若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的君臣关系亦是“如鱼得水”，恐怕刘禅就不会再一再二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了吧。 不仅如此，刘禅还在两个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跟诸葛亮完全不同的举措： 其一，废除了丞相制。鉴于诸葛亮生前权力太重，刘禅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和大将军，后又以费 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以管政务为主，兼管军事；费 以管军事为主，兼管政务。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着刘禅决不允许再次出现事无巨细，皆决于丞相一人，而自己则大权旁落的尴尬局面。蒋琬死后，刘禅更进一步，“乃自摄国事”，总统一切，直接掌管蜀汉政权达19年之久。这一举措，能是一位智商低能到“朱紫难别”地步的人想得出和做得到的吗？ 其二，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曹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以往碰到这种有利时机，假若诸葛亮在世，他肯定不会放过，肯定会迫不及待地要兴兵大举北伐。刘禅唯恐蒋琬又走诸葛亮老路，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刘禅强调要与孙吴政权互相配合，同时兴兵，合力伐魏，否则，以弱蜀单独伐强魏，其结局只能是像诸葛亮生前那样劳而无功，得不偿失。由此看来，刘禅基本上是不赞成诸葛亮的北伐方针的，只不过碍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也不可能在诸葛亮生前表示反对。 当然，可能是刘备的临终嘱咐，或是诸葛亮的过于严厉、刘禅的忍让和宽容等因素和作用，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存在些许不谐音调，但双方毕竟没有撕破脸皮，更没有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观其相处始终，基本上还是说得过去，说不上太好，但也说不上太糟。对此，今人总不能苛求于前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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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2

遇[307471482] 时间：2007-08-26 00:07:55 收藏 报警 刘禅：五千年少有大气政治家 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既避免了班子内部互相倾轧，也没有隔几年发动一次大的运动，而政权稳固。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摈弃了面子政治，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 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之“和谐和美妙”（相对的），为历代有识之士赞不绝口，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的典范。作为接任者，刘禅能从父亲那里完整地承续到这种“和谐和美妙”的君臣关系，且把这种关系发展成了“黄金搭档”，都充分说明了刘禅的“大气”。 史载：刘备生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刘备也谦虚地说“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晋书.李密传》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刘禅这样注重国人现实利益的政治家，与“打肿脸冲胖子”的面子政治家所不能同日而语。 莎士比亚说过：“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他必须窥伺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了解他们的身份，还得看准了时机；然后像窥伺着眼前每一只鸟雀的野鹰一样，每个机会都不放松。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 刘禅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生命，而且包括对蜀地百姓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的待遇，直接影响晋国对蜀地百姓政策的宽松。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周寿昌的《三国志集解》评价阿斗说：“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所以说，后主刘禅不失为“通明智达”的一代君主。小时侯，我老子教育我时，可我总是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听到不顺耳的地方，还想顶上两句。我的小儿子更是门里出身，我的每一句话，儿子不仅不听，而且认为句句多余。一次，我说多了，儿子气愤地说：“等你老熊老了，我再跟你算帐！”我之所以如此罗嗦，就是为了说明：人和人其实很难长期相处，父子尚且不行，又何况君臣关系呢？ 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事实上，对于事无巨细，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按照常规，诸葛亮本应还政与刘禅。北伐前夕，诸葛亮依旧把22岁的刘禅当作孩子，特派心腹“监管”，“后主益严惮之”。不仅如此，还在《前出师表》中，透露出对刘禅的种种不满，象对待孩子一样提耳面教刘禅的“亲闲臣，远小人”，而青年天子刘禅从大局考虑，委曲求全。 诸葛亮的违背了先主辅政的嘱托，进而代政，并长期大军在外，犯了君臣大忌。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也存在着些许不谐，而刘禅也是为大局着想，克制自己。诸葛亮用人失误后很内疚，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诸葛亮自贬三级后不久，为了不影响诸葛亮的权威，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刘禅及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诸葛亮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诸葛专权对后主很有刺激。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反对为其立庙。但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阿斗也没有固执己见。 尽管如此，刘禅还是没有丢掉诸葛亮这面旗子。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顺民意，从而保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野蛮的路线斗争也就不可避免。！青年帝王刘禅对此却能从长远着眼，如此得体地处理权臣问题，也可谓亘古未有。如此贤德的领导，在专制制度的历史长河中，也是奇迹。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后主刘禅不仅有肚量，而且很有头脑。诸葛亮急于北伐，青年帝王刘禅头脑非常清楚，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可惜大将姜维继续在外长期用兵，讨伐曹魏，蜀国的国力财里继续被大量被消耗在战场上。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表奏杨仪造反。后主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曰：“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官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 后主刘禅不仅分析问题有头脑，而且处理问题也很果断，有人情味。刘琰的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刘炎的猜疑，导致了恶性事件。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妻子母亲宫廷朝贺的礼节。对于姜维等人把蜀国衰落责任推给宦官黄皓时，后主并没有委过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不过是一个听喝的。”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 后人认为：“后主能作此语，亦非非常。”在待人接物等方面，刘禅的胸襟比他父亲刘备要大气的多，不失于第二代领导人的风范和气质。伏锲克说过：“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出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的做的事。”同时代的领导人吴主孙皓在晋朝大兵压境时，尚“作昭明宫，工役之费，以亿万计”。善于纳谏、明于决断调度的晋武帝，天下一统后，“怠于政事，颇事游宴，选吴孙皓宫女五千入宫，掖庭殆将万人。尝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晏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撒地，以引帝车。” 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既避免了班子内部互相倾轧，也没有隔几年发动一次大的运动，而政权稳固。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摈弃了面子政治，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 在危难关头，当断则断，使国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决策，与“为了自己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刘备来比，不知进化了多少代。跟同时代领导人吴王孙皓和晋朝开国皇帝武帝相比，刘禅也不乏仁德名主。如此大气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庞永认为：“残暴之君在位，臣民颂他为救星；仁德之君在位，百姓视他为赘疣。”孟德斯鸠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王学泰说： “统治者的招抚政策能使更多老百姓活下来，无论在当时老百姓来看，还是从当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因为被招安的老百姓不必再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得一日之果腹；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少破坏一些社会财富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为什么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招安比镇压还坏呢他们的逻辑是：镇压使得阶级矛盾更为尖锐、阶级斗争更为激烈，阶级斗争越激烈越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从历史事实看这显然是荒谬的。几十年的战乱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财富、人口几乎是一扫而空，‘激烈’到这种程度还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世界两千年，中国五千年”，才出了一个大气的阿斗，我们还骂人家扶不起，到底是谁扶不起？！是阿斗，还是我们，还是我们不健康的文化？！以成败论英雄，以统治需要论是非，是我们历史和现实最大的劣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