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一战事实上大体上是一场来迟了的战争，但是也正是因为迟来了而变得尤为惨烈。因为这是由于当时欧洲内部2个环节-----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的俄罗斯和
奥地利的矛盾，发展状况相对较好的法德矛盾长期所导致。还有英国竭尽全力要保持它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领导地位的因素。
法国在普法战争战败了以后，由于德国军方容克集团的强硬立场，
卑斯麦未能保持一贯的克制和平衡， 法国无时无刻不在指望向德国复仇，但如果是法德之间的一对一决斗，法国难免会落得个更加悲惨的下场，因此一战爆发前的法国外交始终在寻求对付德国的盟友，而德国也始终警惕法国的东山再起，尽量孤立它。
德国外交：从玩八个球到只玩一个球
在
德意志第二帝国这种既遭受大国包围，又对包围的大国形成冲击的态势下，
俾斯麦的欧陆政策是在孤立法国的同时，防止出现一个反对德国的大同盟。为此他殚精竭虑地编织他的大陆联盟
国家外交体系。（自打1830年代俄普两国因共同镇压
波兰民族起义以后，两国关系一直都很好），在这个体系中，德国维持着与俄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与
奥匈帝国则建立密切的联盟关系，不仅是为了防止奥匈帝国跑到法国的阵营中，更是为了对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享有否决权。为了防止俄罗斯-奥地利2国因为
巴尔干问题而导致矛盾激化，俾斯麦先后通过1873年“德俄奥三皇同盟”与1879年“德奥秘密军事条约”和“俄德再保险条约”加以约束。为转移法国对
阿尔萨斯—洛林的注意力，俾斯麦刻意推动法国积极开展海外殖民活动，以增加英法之间的竞争。
德皇威廉二世登基以后，顺应了统一以后的帝国西部制造业集团的利益诉求，这个集团一直鼓噪德国应该追求“日光下的世界政策”，建立强大的远洋海军，俾斯麦稳健自制的外交政策
被抛弃。继任的首相比洛显然承认缺乏俾斯麦那种“在空中同时玩八个球的能耐”：
威廉二世和德国首相等人尝试和英国建立起正式的同盟关系以减少海外扩张的阻力，却不管英
国有无这样的现实需要和符合英国的外交传统。更要命的是，当英国拒绝德国的同盟请求以后，德国当局竟然是采取武力恫吓的方式。因为英国本身一贯不愿意在欧洲外交情势明朗前就缔结针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盟约，而且由于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度引起了英国的极度警惕——一个有能力绝对保护大英帝国的国家就是一个能绝对摧毁大英帝国的国家，因此德国的友好承诺不具备外交意义。而威廉二世等人在同盟请求屡次被拒后，却明确了取代英国充当世界霸主的欲望。俾斯麦的外交才能能够同时玩八个球，他的继承者就只剩下玩大英帝国这一个球的本事了——当然最后还是玩砸了。
法国外交：一心一意对德复仇
战败后的的法国在一少部分冒险家、军官和传教士们在或多或少脱离政府管制的情况下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殖民活动，通过殖民地源源不断的原料输入和市场开发，并且通过巨额资本输出争取盟友和获得大量利息收入，法国增强了综合国力，得以继续在欧洲大陆占据大国地位。
但毕竟法国人三百年来（17世纪中期执政的
路易十四开始）一直梦想获得自然边疆，在欧洲大陆上建立霸权（占领阿尔萨斯-洛林，背后控制
比利时和瑞士的政治就是其代表）。法国自上而下都希望对德复仇，与宿敌英国协调了殖民地冲突，与君主专制的俄国成为了盟友，花大价钱争取到了意大利的中立，与传统盟国土耳其和奥地利反目成仇又赔本，却根本不愿也不能与德国达成和解。
奥匈帝国：冢中枯骨，盛装死尸
法国要寻找对付德国的盟友，在欧洲内陆只有两个，第一是奥匈帝国、第二是俄国。法奥联合虽然有很多优越性（两国从没有地缘上的相互威胁，同时都在19世纪中后期受到了柏林方面的侵犯），但是两国都要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意大利统一，法国在海外殖民竞争中又多了一个对手，奥匈与意大利之间还有领土争端。法奥联盟反对德国的时候，不得不考虑背后还有一个平衡因素，意大利到底会不会在德国的支持下对法奥两国造成威胁？从德意两国长期友好的历史来看，这完全是可能的。其次，奥地利同时面对德国、俄国还有意大利威胁的时候，法国的援
助是否还那么有效及时也是值得怀疑的。
失去了均势外交大师梅特涅之后的奥地利外交，总是在关键时刻出错误。奥地利最终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案，那就是彻底投靠德国，奥地利在失去德意志的优势地位和意大利的领地后，一意孤行的要往巴尔干方向扩张，希望从“西亚病夫”
土耳其帝国那里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奥匈帝国追随时代潮流，追求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和实力外交，却看不到自身的权力基础和国家实力是最弱的-----经济发展缓慢，少数
日耳曼民族和匈牙利人统治众多内部都矛盾极大的斯拉夫诸民族，这样的国家经不起一点波折。俄罗斯和
塞尔维亚早对这个垂死的帝国虎视眈眈。
沙皇俄国：不求局部战争，只求全面战争
1890年，德国拒绝延长“俄德再保险条约”，这等于是把德国对外关系的一根支轴给抽走了，德俄奥三国间之所以能长时期保持和平，靠的就是德国既和奥匈有军事同盟，又和俄国有秘密协约的暧昧关系所导致的外交制衡。尽管俄罗斯对于普鲁士的迅速崛起抱有一丝忧虑和嫉妒，但总体两国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相反，俄国与奥匈帝国倒是不共戴天，因为“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潮，俄罗斯极度不满奥地利在巴尔干的
军事行动。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决策者，轻率地采取了对奥一边倒政策，迫使俄国与法国接近，而德法之间的矛盾又是不可调和的。这样，虽然俄德两国并无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殖民地冲突，却均受制于本国的盟国而互相对立。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法俄两国既然在欧洲已经不再发生直接冲突，殖民地竞争方面也没有矛盾，那么面对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咄咄逼人之势，法俄接近是不可阻挡的。在1879年以后俄德之间爆发经济战，导致俄国的农产品出口受阻，财政状况恶化。这时来自法国的巨额资本源源不断的投入，给了俄国经济以复苏的机会，这样法俄同盟是水到渠成了，1891年法俄之间缔结了外交协定，1893年，法俄军事协定正式生效。这意味着大国间结盟与敌对的对象已经固定，欧洲大国协调外交走入了死胡同。
还有一点，法国对于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利益诉求一点都不支持，俄罗斯最终丧失了一切耐心，外交界和军方根本不打算在小规模的、可控的外交冲突中耗费精力，只打算准备进行全面战争，把所有的大小盟国和对手全部拖进来，进行“最后的审判”。
这一转变最终导致了一个奇特的外交格局，奥地利的外交被塞尔维亚牵制，德国的外交被奥地利牵制，俄国的外交被德国牵制，法国的外交被俄国牵制，英国的外交被法国牵制，最终欧洲的各大国统统被巴尔干局势所左右，印证了俾斯麦的预言，欧洲大国“总有一天会为了几个巴尔干的蠢货打一场欧洲大战的。”
英国：收缩战线，全力对德
传统上英法矛盾本来大于英德矛盾和法德矛盾，在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以后这英法矛盾有明显升级的情况。双方因此爆发了海军竞赛，在欧洲以外，一战前英法之间的殖民冲突并不少见。英俄之间同样是矛盾重重，英国由此扶植了远东专制帝国日本去对抗俄罗斯在亚洲的利益诉求。英国也为了对抗法俄同盟，在1882年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缔结了“地中海协定”，从而间接地与以德国为首的三国同盟拉上了关系。但是，英国和法俄的矛盾，这都一直被一些很理性的政策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但是随着德国力量的大幅度扩张，尤其是其“公海舰队”的建立和在土耳其帝国范围内的势力膨胀，迫使英国认真考虑德国扩张的意图何在。英国人认为，英国的世界霸权是建立在英国优越的地缘政治处境和欧洲大国联合统治世界的基础上，不可能在欧洲大国内部的均势失去平衡之后还能长久维持。而德国在中欧和西欧的过分强大，事实上是损害了这一种均势，让英国决策层无法在放心进行其“光荣孤立”政策。德国如果不“自我约束，自损实力”的话，英国将会建立反德联盟以求彻底地消除这种威胁。
基于这一种观点，英国实质上已经决定要与德国进行殊死一战来维护大英帝国的存在了。在维护比利时中立地位上的做作表演，无非是顾左右而言他的一贯作风。
大战爆发，是偶然还是必然？
维也纳体系的建立，是基于保守传统、自我节制与内外均衡的正统主义原则，这成了我们国家说的“历史的反动”，也保持了欧洲多年大体的和平。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的发达和市场的扩张
，国家的管理深度和镇压力量进一步加强，一旦那些保守国家不再需要彼此支持来对付国内外的形形色色的革命运动，那么它们在外交上就可以自行其事，互相拆台。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法德矛盾，但决定性因素确是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个君主专制国家的分裂，而英国的态度转变，则成了压垮欧洲均势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十九世纪也是民族主义潮流激荡的世纪。一战爆发前，俄国在东欧和巴尔干大肆宣扬泛斯拉夫主义，而德国则针锋相对地推行泛德意志主义。奥匈帝国这个多民族帝国一方面在泛斯拉夫主义的浪潮中摇摇欲坠，一方面则指望德国能够站在泛德意志主义的立场上拉自己一把。法国出于国家荣耀和民族统一，念念不忘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德国出于同样的原因，决不肯放弃。俄国嫉妒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德国则害怕俄国巨大的潜力。德国觊觎英国的世界霸权，羡慕英国的公海舰队，英国则视德国模仿英国建立公海舰队为推翻大英帝国的明白无误的证据。每一个国家都患上了自恋症，对本国的天然权利无限释放，对他国的意图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
十九世纪还是所谓的民意至上的民主时代，公众的情绪和报纸的社论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圭臬。法国的民意便是要求收复失地和对德复仇，英国的民意便是“谁要避免内战，谁就要去当帝国主义分子”。英法两国皆为所谓的民主代议制国家，视回应民意为理所当然。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虽然不是民主国家，但是这种专制国家却对民意更加敏感。因为这几个专制国家中，君主的威望和王朝的延续完全靠对外强势扩张来维持，由于缺乏合适的制度性的宣泄渠道，民意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外交政策上来，而且根本不会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国际关系，总是把外交斗争看作是体育比赛，视正常的外交妥协为奇耻大辱，对危险的军事冲突欢呼雀跃，总以为国际危机达到顶点就是金光闪闪的奖杯和数不清的荣耀。这种情绪感染了各大国的决策者，他们认为偶尔爆发战争，流点血“会使民族的体质更为强健”。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根本没有预料过在工业化的条件下，国家间的战争不再是规模可控的，要么是彻底的胜利，要么是彻底的灭亡。
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走向反面
欧洲政治家们一开始对于大战的爆发还是具有一定的警惕，对立的两个联盟，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虽然都已经进入了军事协调阶段，但各国都还在进行自我克制和克制盟友。奥匈帝国不愿意帮助德国进攻法国，德国约束奥匈帝国不要与俄国摊牌，英国警告俄国在为以塞尔维亚为首的巴尔干联盟出头的时候要适可而止，俄国告诉法国俄国不打算为阿尔萨斯—洛林而战，法国则告诉俄国法国不打算卷入巴尔干冲突，至于意大利则早就打算保持中立，两边观望。
但是大战还是爆发了，这是权力政治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悲剧。自从1912年伦敦会议解决摩纳哥危机之后，突然间，每一个国家都害怕失去盟友，而不管盟友的任性胡为是否会给自身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那种黎塞留、梅特涅和俾斯麦式的贵族秘密外
交已经成为过去。随着新闻媒介的普及，任何一个外交事件都会迅速地被公众知晓，公众的态度又通过媒体迅速反馈到外交决策者，大众参与外交决策这种持续不断的压力，造成了各国外交决策者的短视和盲动。
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各国尤其是德国的军事计划与外交方针开始脱节，一开始便沉溺于全面战争、总体战争的规划，讲究“先发制人”，把外交大师黎塞留“行动必须配合目的”的政治箴言抛到了九霄云外，更不用说把军事计划与跟外交政策相配合，为政治谈判留下空间了。当然，在那种集团对立的外交格局下，各大国的外交政策本身也好不到哪里去。最终，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刺杀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费迪南大公夫妇引起的“七月危机”中，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军事部署的速度快于外交协调的速度。德国军方绕过了本国的外交部门对奥匈军方开出了无限的空头支票，支持奥匈帝国开战，当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得知如果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英国将宣战的消息后，打算悬崖勒马，但是德国军方的战争机器早已经开动而无法紧急制动了。
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近代文明从此走向了衰落，欧洲开始失去对世界的统治权。但是悲剧还没有走到尽头，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得到教训是，人类却是没有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教训。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民族国家显然是宽于责己，严以待人，因此他们变本加厉，各显神通，在二十多年后，又集体投入了一场更为惨重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
本人告诫所有读者：当今世界上，美国“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北约国家追随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用兵，世界上大多数亚非国家人民自杀性爆炸，绝望的抵抗。吸引着大家的眼球，但大家不要对他们有任何的羡慕和模仿，做一只“人见人爱，人畜无害的小白兔”，事实上是中国人最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