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7-26
科目：明经、进士
重考察：实际运用能力
作用：1、科举制度改善了用人制度。
2、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和专制，消灭了士族制度。
3、促进了中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5、科举制度开启了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官员选拔制度。
6、科举制度同时也影响到中国当时的很多附属国的官员选拔制度。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因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1-01-19
一
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前，并不是一个官僚化的国家。西周实行的是领主制，统治者各治其民，只不过天子、诸侯用卿大夫为官，卿大夫又用家臣为官。然而，从春秋到战国，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村社共同体瓦解，独立的农户成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再就是原来的领主，在不断地兼并战争中被消灭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不得不对社会实行从上至下的官僚控制。战国的时候，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已基本上官僚化了。官僚化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政治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对于做官的人来说，专门的政治知识已非常重要。战国时，各国君主都非常重视选拔那些具有专门政治知识的人做官。秦朝建立后，设了许多博士官，目的也在于用专门的政治知识来治国；始皇帝还下令“以吏为师”，更着眼于从政治知识方面培养和选拔做官的人才。汉代，学问和政治的关系密切，选拔官员越来越看重学问；朝廷设太学和郡国学，学生多被录用为官员。总而言之，政治既然已经官僚化了，就需要做官的人具备专门的政治知识。
汉代选官还非常看重个人品行；久而久之，到曹魏时就设立了制度，将人物分为九品。那时，一个人的人品，总是由他所在的地方来评价的。于是，评品人物的权力，最终操于地方世家大族之手，形成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自汉以来，对读书人做官并没有严格限制。实行“九品中正”，最终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仕途上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紧随其后的，就是隋唐科举制的产生。这是中国的统治者在近千年官僚化统治之后，所创设的一种培养和选拔官僚的制度。近人论及科举取士的优点，最看重的就是它的公平，认为公平就能出人才。唐朝出了许多人才，据说都是因为科举制。这样一种意见，恐怕很有问题。汉代没有科举制，不也同样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吗？其实，科举制的好处，仅仅相对九品中正制而言，未必就是历史上最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
唐朝的科举，以明经和进士二科最为重要；但进士又重于明经。明经科的考试，当时分为“帖经”和“墨义”，都是要测试考生对经典文句是否熟记，而不在乎他们对经典微言大义的阐释。明经科考试，后来又增加了“时务策”一门，以考察考生是否有政治见解。进士一科，唐朝最初仅试“时务策”五条，后来又增加了帖经和杂文。杂文一门，最初要试多种文体，慢慢地就只作诗和赋了。科考重诗赋而轻经(帖经，墨义)、策，是当时重文学的风气使然。中唐以后，科考往往又加试“论”。“论”的对象，是经书和史书中的题目，跟“策”专门讨论“时务”不一样。这样的考试再公平，也不能测试一个人是否具备做官的才质。唐朝做官，还有门荫一途。在那些因门荫而做官的人看来，做官就该凭才干，而不应该凭文辞。这样的意见，虽然是出于一己之私，而且也非常自以为是，却切中了科举取士的要害。
至北宋王安石变法，才将明经等科都并入了进士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和墨义，而增加“经义”一门，与策、论并驾齐驱。所谓经义，就是以儒学经典中的某一句或几句，或某个段落为题，让考生阐发其中的义理，考察他们对儒学微言大义的理解力，以使他们能够思圣人所思，想圣人所想，讲出圣人的意思。这样的考试，大大地压抑了读书人的思想。好在宋朝热衷于“养士”，对读书人很优容，研究学问的风气因此得到鼓励。那时做学问的风气，是希望通过研究学问，来搞清楚治理天下的道理。所以，尽管有科考经义之流弊，但研究学问的风气对这种流弊还是有制约作用的。只不过做官的人是否因此增长了实际的政治才干，却不得而知。
由宋而元，儒学衰微。入明而后，科举虽受重视，却已失去了两宋那样的学问背景。明朝又重科举而轻学校，也就是重考试而轻学问，学生唯知记诵，而不是去思考和研究儒学义理。没有了学问背景，所有关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仅仅成为通向仕途的敲门砖。于是，一方面是士子们在科场上模仿着经典中的圣人语气，讲着圣人们已经讲过的道理；另一方面就是拼命地在文章和修辞技巧上下功夫。渐渐地，一种有关经义的“八股”文体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文章形式，对人的思想更是一种极大的束缚；入清而未改。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认为，八股文的害处就好像是秦始皇焚书；而它对于人才的败坏，则比秦始皇坑儒还要厉害。
二
以上所说，或强调科举考试科目并不适合选拔做官的人才，或强调科举考试有害于士子的道德培养。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要从头否定科举制呢？恰恰相反。科举制是成功的。科举制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使天下的读书人驯服。虽然，驯服未必就没有本事，但不驯服是决不能给官做的。而很多具体的事务，官员不懂得怎么做，并无伤大雅，自会有熟悉工作的吏员去处理。远自战国，官府中就有很多吏，秦汉也一样。汉朝的萧何和曹参都曾做过秦朝的县吏，刘邦则是更低一级的吏。吏的地位一般都很卑微，对社会却很了解，而且都是有专门政治知识的人，其中人物往往也很有本事。刘邦造反，最终做了皇帝。辅助他的萧何和曹参，先后都做了汉朝的相国。战国和秦汉时还有一种“胥人”，或称“里胥”，亦即后世所谓的“里吏”。“里”是当时政府管理的最低一级机构，胥人、里胥连正式官府吏员也算不上，却也必须得到官府的认可，并执行一定的公干。郦食其、陈平都是这一类人物，也都很有本事。汉人讲无为而治，所谓“萧规曹随”，需要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萧规”都已有“胥”与“吏”在具体经办了。
隋唐以下，胥、吏制度发展得非常严密。即便是中央朝廷，各府衙的事务亦可全部交给胥吏处理。唐代宗时，元载为相，史书上说他凡事“外委胥吏”(《旧唐书·元载传》)。宋代设官，最注重权力分散，使官员相互掣肘；官越设越多，机构越来越复杂，权力越来越零碎，事务越来越繁杂，而负责具体操作的胥吏的权力当然也就越来越大，其结果就是胥吏政治的形成。“吏强官弱”(《宋史·蔡居厚传》)，是宋史上的普遍现象。司马光说：“府史胥徙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六)
毫无疑问，胥吏政治的养成，与科举制关系极大。隋唐之前，胥吏的问题是“奸猾”，却并不足以控制行政。两汉时，官员往往自辟僚属，胥吏的任用往往只在官员的一言之间。魏晋南北朝行九品中正制，做官的人都有家世背景，也绝不会受制于属吏。唯科举制只负责培养驯服的官员，多数人在为官之前不过一介草民，没有什么家世背景，他们中的大多数或可以讲一套经世济民的大道理，却缺乏真正的行政能力和应有的权力，所以上任伊始自不能不听任胥吏的摆布，否则就很难在官场上混下去。宋仁宗时，就发生过“胥吏而斥逐御史中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六)的事情。
元、明、清时期，胥吏政治更演为胥吏专政。元朝以少数族入主中原，因为文化方面的原因，对读书人自不能信任，故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但国家需要人来管理，元朝既已轻儒，则不得不重吏，于是元朝的胥吏政治更演为胥吏专政，“一县之政欲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难矣”(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明清两朝以八股取士，读书人更不知治理国家为何物，胥吏专政的情况由此也变得更为严重。那时候，读书人做官，具体的事情却要胥吏做。特别是地方上的事，做地方官的人更要依靠胥吏。因为只有这些人才熟悉地方上的情况，官衙的基层行政也只有他们才懂行，权力势必由他们垄断，以至于各衙门的种种条文也都是他们搞出来的。胥吏熟悉法律，对社会的实际情况也很了解。这两点都是那些做官的读书人根本比不上的。在朝廷六部，以及各官司，胥吏的地位虽然卑微，却因为身居重地，通过种种文案的处分，条例的拟定，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个人的意志转化为朝廷的意志；州、县长官以下官吏的选任，通常也由吏部的胥吏来决定；在地方上，胥吏仰仗着官府的势力，可以让乡民逆来顺受；他们在官府年长日久，关系盘根错节，一般都结成了党羽。所以，对这样一批人，衙门长官要想驾驭得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只知道为自己谋利益；而越是这样，事情就会变得越糟。所以黄宗羲说：“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也就是说，由胥吏制定的种种条例，其实都是符合胥吏自己的利益的。这就叫胥吏专政。
明朝人对胥吏的问题看得很重，可就是没办法解决。黄宗羲是个很有见识的人，可他所希望的解决办法，就是让那些读书人去做胥吏。在他看来，读书人总比胥吏有道德。钱穆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说的是明朝有个理学家叫陈龙正，他的一个朋友到绍兴去做知县，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为这个朋友送行。这个陈龙正在文章中说，天下的治乱都在朝廷六部，而六部的胥吏都是绍兴人；这些人虽在朝廷办理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在绍兴。他希望朋友到了绍兴任上，能够注意教化这些人的家庭，说把胥吏的家庭教化好了，将来胥吏也会变好了；胥吏变好了，天下就能治理好了(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23—127页)。无论是黄宗羲，还是这个陈龙正，都无法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提出解决胥吏的问题，所以只能希望通过教育来解决问题。
总之，由于科举选官的目的并不在于选拔治国的人才，那科举制所谓的“公平”原则，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胥吏政治大行其道，以至于官不任事，事不任官，所谓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说辞，其最大的意义不过在于表明皇帝对官僚的忠诚和驯顺的信任。但是，皇帝的这种信任从来就是有限度的。隋唐以来，皇权的强化，在中央是用各种办法来削弱相权，在地方则是用各种办法使地方官无权，其中最重要的一招，就是严格限制地方官任期，以阻止地方官熟悉地方政务。至于胥吏，唯其不入流品，缺乏像读书人那样的社会感召力，虽擅事弄法，却永不足以与国家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唯其如此，有清一代，科举选官一仍其旧，而皇帝则甘于“与胥吏共天下”(徐珂《清稗类钞·胥役类》)了。
三
近人每每称西方的文官制度是学习中国科举制而来，但是，西方文官制度的作用，与科举制毫无相似之处，倒是稍接近于中国传统的胥吏制度。中国的胥吏制度是用来处理国家具体事务的，西方文官制度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西方的文官制度绝对是按照国家的行政法规来处理国家事务的，文官本身并不具备擅事弄法的权力，更不能参与制定政策法规；西方国家对文官的培养，亦即对文官进行规范性的行政训练。这是中国胥吏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不同。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胥吏制度除了前面所说的那些弊端，更重要的是这一职事的父子私相传授和私人垄断。一般而言，各部门胥吏所任职事，有种种不成文的惯例必须遵守，有种种特例可为援引；而这些惯例和特例，则由胥吏私人掌握、私相传授。比如。某地土地和赋役的真实情况，只有负责这些事务的胥吏才知道，而成为他们任事的资本。
隋唐而后中国胥吏政治的发展，证明科举本身并不能为国家培养和选拔治国人才，但却是适应专制政治的需要的。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政治，其政治运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消除政治上的竞争者。自秦而后，中国的政治过程有两大特点：就中央和地方而言，则中央不断地被削弱而又不断地强化，地方则不断地强化而又不断地被削弱；就皇权和相权而言，则皇权不断地被削弱而又不断地强化，相权则不断地强化而又不断地被削弱。正是在这两个过程中，中国的行政制度的设置，都以限制官员个人发挥其能力为目标。制度设置的目标既在于限制官员发挥其能力，那么在这样的制度下要有所作为，必然是“变乱制度”，且“一法既立百弊丛生”。而所谓“兴一利不如除一弊”的古训，难免不成为后世为官的老生常谈，其准确的诠释，不过是“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苏东坡诗云：“人人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儿孙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诗虽调侃，自有说不尽的酸楚。后人仕途蹉跌，每以此诗自解，正折射出科举选官的用意。如此看来，清末废除科举制，就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盖国家面临万世未有之变局，对于做官的人的要求，首先是能干而不再是驯服；而现代化对人才的需求，更是多方面的。不废除科举，则举天下学子不能不热衷于仕途，求得的是做官权力的所谓公平。至于废科举而兴学校，人才的发展从此不拘一格，于是而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发展。反思科举兴废，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第3个回答 2011-01-19
楼上的复制些有什么用？ 小人。
隋唐后主要用科举制选拔人才，从四书五经中采取考题..一前都是写文章。
历史作用：有效地为国家找到了具有真正知识的人才，促进了国家发展，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但阻碍了近代知识分子开眼界，近代落后的原因之一..
很多国家表面上友好，不过实际上否是互相利用而已，日本很发达，不可能和他们搞僵，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呈现出，顺应潮流，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
第4个回答 2011-01-19
明经科和进士科
作用其实可以用自己的话答：为统治者扩宽了选才的道路，给一般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做官参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