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中迷恋青楼女子的男主角有哪些?出自哪本著作?

古代文学中迷恋青楼女子的男主角有哪些?出自哪本著作?

李甲——《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只想到这个,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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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6-07-09
【李甲】中国明代作家冯梦龙短篇小说集《警世通言》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重要人物。李甲负心,致使杜十娘含恨沉江,把李甲说成杀人罪魁也不为过。然而李甲在薄幸男子中间,名声似乎不如陈世美大。作品对李甲的处置也不甚严厉。“终日愧悔,郁成狂疾,终身不痊。”这是一辈子治不好的精神病,且因愧悔而致病,正可说明此人天良未泯。这与派人去杀妻子儿女的陈世美,是有些不同。往深一层说,李甲是明代社会特定畸形的价值观中产生的一个怪胎。故事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年以后,世风浮靡。李甲生长子富庶的东南地区,受世风影响可能深些。他是纳粟入太学的公子,而非苦读的寒士。他性格温存,善于讨好女性,又能大把花钱。这和颐指气使的公子王孙不同。在这些方面,他有几分贾宝玉的味道,故而被杜十娘爱上。杜十娘甚至认为他“忠厚志诚”。可能,李甲在妓院的一年里,在花钱和待人方面,是比较忠厚的。但另一方面,李甲还有另一重特征。李甲始终被“理”所束缚。这束缚不必是自觉遵从,而是不敢反叛。他先是背着父亲贪欢求乐,后来是害怕父亲而不敢回家。最后已到想回家却没路费的地步,即他自己所说:“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乡,死无葬身之地矣。”越接近家乡,他心中越害怕父亲,正统思想的压力越太。孙富一番话,打中他的要害,所以马上奏效。他在烟花场里,显得温顺忠厚;他在妓院小楼,与杜十娘山盟海誓;他在捉襟见肘的时候,对杜十娘感激涕零。这些,都是远离他父亲时候的情态。对以他父亲为代表的正统的“理”,他害怕他逃避。到无可逃避时,他只能屈从,而绝不敢反抗。这是可以肯定的,他还没有真正受到家庭的重压,只是孙富一番推测恐吓,他就惊恐莫名,茫然自失了。不妨推测,假如没有遇到孙富,假如他和杜十娘带钱回了家,如果他那正统的父亲逼他闭门读书,同时不收留十娘,他敢反抗父亲吗?作品对这个人物的刻画很成功。他的言语神情,我们竟有如见如闻的感觉。因而我们对他的思想性格能有进一步的理解。当人物性格形成之后,人物就按着自己的性格逻辑行动。这也就为读者的推测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

【柳耆卿】柳永,字耆卿,福建崇安人,是明代冯梦龙编订的《古今小说》第二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所着力刻画的主人公。柳耆卿“因随父作宦,流落东京,排行第七,人都称为柳七官人。年二十五岁,丰姿洒落,人才出众,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至于吟诗作赋,尤其本等……最其所长,乃是填词”,是个“有名才子”。但他恃才傲世,不出入官宦缙绅之门,却留恋于秦楼楚馆,以至于“东京多少名妓,无不敬慕他,以得见为荣。若有不认得柳七者,众人都笑他为下品,不列姊妹之数”;更有甚者,“内中有三个出名的上等行首”,竟“赔着自己钱财,争养柳七官人”。在封建社会中,如柳耆卿这样怀才不遇、穷困落拓的知识分子,不攀附权贵以求进身,却偏愿与操卖笑生涯的妓女为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词中句),不仅表明了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而且也是他对传统的封建礼教和世俗偏见的蔑视和反抗,反映了他身上具有了一定的叛逆精神。实际上,柳耆卿现存世的词集《乐章集》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反映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生活的,并对她们表示了一定的同情,无怪乎他受到了妓女们众星捧月般的敬重。后来,由于“有司荐柳永才名,朝中又有人保奏,除授浙江管下余杭县宰等”这送上门来的官职,“虽不满耆卿之意”,却被他接受了,以作“进身之阶”。于是在暮春,他与东京众名姬依依惜别,到浙江赴任。途中,他扮作游学秀士,曾访问江州名妓谢玉英。当他在谢的桌上发现一册《柳七新词》,“都是耆卿平日的乐府,蝇头细字,写得齐整”,就问:“此词何处得来?”谢答:“此乃东京才子柳七官人所作,妾平昔甚爱其词,每听人传诵,辄手录成帙。”柳又问:“天下词人甚多,卿何以独爱此作?”谢答:“他描情写景,字字逼真,……人不能道。妾每诵其词,不忍释手,恨不得见其人耳!”这两段对话,写得非常精采,几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风尘女子竟是柳词如此多情的知音,这又为柳耆卿为何“多游狭邪”作了注解。二人恨相识之晚,情投意合,山盟海誓,订了白头之约;但因“赴任不便”,谢玉英决心从此“杜门绝客”,柳耆卿也许以“俟任满日,同到长安”。一位走马上任的官员,竟在旅途上与一个妓女论嫁娶,实是柳耆卿叛逆性格的又一表现。他到余杭县上任之后,“端的为官清正,讼简词稀”。一日,他看到在县衙唱曲劝酒拍官妓周月仙闷闷不乐,便问其缘故。原来周月仙“颇有姿色,更通文墨”,与本地黄秀才情笃意深,一心要嫁给他,无奈黄家贫穷,迄今未能成亲。同县又有一个刘二员外,对月仙垂涎已久,“欲与欢会,月仙执竟不肯”,便设计买通船夫,教船夫在月仙夜渡时强奸了她,刘二员外以此相要挟,使月仙屈从于他,但月仙却心下只想着黄秀才。柳耆卿了解实情后,“好生怜悯”,当日就将钱八十千付作身价,替月仙除了乐籍,并使黄秀才与周月仙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段情节,是小说中最令人感动的故事之一,既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妓女的悲惨境遇,又使柳耆卿的形象更富有人情味,可亲可敬。然而收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宋元旧篇《柳耆卿讨酒翫江楼记》,却是柳耆卿调戏周月仙不成,设计让船夫强奸月仙,然后胁迫月仙成了他侍妾,严重损害了柳耆卿的形象,其恶劣行径的描写,也不符合柳耆卿关心同情妓女的性格发展。为此,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叙》中指斥“《翫江楼》……鄙俚浅薄,齿牙无馨焉”;《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在采用《翫江楼记》某些情节时,也纠正了旧篇的浅薄,并作了合乎情理的改写,推陈出新,使“济人于厄”、“成人之美”的柳耆卿形象跃然纸上,这实际上也是小说人物创作过程中的审美意识和情趣的转变。柳耆卿在余杭县三年任满,打道回京途中,又去江州访情人谢玉英,不想二人因为久不通音问,谢玉英囊中羞涩,经不住旁人撺掇,所以又“依前接客”。乘兴而来的柳耆卿到玉英处相访,正值玉英外出陪客游玩去了,“耆卿到不遇,知玉英负约,怏怏不乐”,写了《击梧桐》词:“临岐再约同欢,定是都把平生相许。……近日重来,空房而已,……便认得听人教当,拟把前言轻负。……试与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这词写出了柳耆卿对玉英仍一往情深,对她的负约有痛惜,有责备,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这位风流才子对视为知音、知己的玉英的深沉的爱。“耆卿写毕,念了一遍,将词笺粘于壁上,拂袖而出”,这一连串的动作:写、念、粘、出,细腻地描摹了柳耆卿痛失玉英时的心理活动;而其“词笺粘于壁上”,又为玉英游玩回来后,见了壁上的词,“再三讽咏,想着耆卿果是有情之人,不负前约,自觉惭愧”,埋下了伏笔。柳耆卿与谢玉英相知相爱、悲欢离合的遭遇,也是小说中写得最感人的故事之一。柳耆卿回京之后,又经人举荐,升任屯田员外郎,并与昔日名妓,依旧来往。不想他官运不佳,一次宰相吕夷简做寿,传命他写贺词,他竟误将一阕《西江月》连同贺词装入封套;一而这首《西江月》、(下片),其实正是夫子自道: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白衣卿相。”吕夷简读了这几句词,认为是对他的大不敬,大动肝火,衔恨在心。不久,吏部开荐柳耆卿补翰林员缺,宋仁宗征求吕夷简的意见,吕乘机进谗言,罢了柳耆卿的官职。本“不求人富贵”的柳耆卿对此大笑道:“当今做官的,都是不识字之辈,怎容得我才子出头?”并将一个手板上写道:“奉圣旨填词柳三变”。这实际上是对御批“任作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开了一个玩笑,将他性格中狂傲不羁、玩世不恭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此,他更放诞不检,以妓院为家。数年后,他即死于妓院中。出殡之日,“只见—片缟素,满城妓家无一人不到,哀声震地”。有几个相识的前来送葬的官僚,见此情景,“自觉惭愧,掩面而返”。不到两个月,又有已经悔过并从江州赶到东京陪伴耆卿数年的谢玉英,也因过哀而病逝,附葬于柳墓之旁。丛此,每年清明前后,诸名妓不约而同地到柳墓祭扫,“唤做‘吊柳七’,又唤做‘上风流冢’”后来竟成了个风俗。小说所刻画的柳耆卿,虽然较历史上的柳耆卿可能在真实性上相距甚远,传奇色彩甚浓,人为美化感也较重,但却没落俗套,没有去尽力渲染“依红偎绿”的嫖客经历,而是努力表现柳耆卿与被压迫被凌辱的妓女在精神和感情上的共同点,体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之间的同情、信任和友谊。柳耆卿这位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中所塑造的与妓女交往密切的有代表性的文人形象之一,既不同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负心变节的李甲,也有别于《李娃传》、《玉堂春落难逢夫》等篇中先误入狭邪、后又中举做官的荣阳生、王景隆等之类人物,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至于小说篇后诗“可笑纷纷缙绅辈,怀才不及众红裙”,则更借柳耆卿被冷遇被歧视的一生,进一步表现了作品对现实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冷嘲热讽和批判精神。

【侯方域】中国清代戏曲家孔尚任《桃花扇》传奇中的男主人公。侯方域是一个具有正义感、忠于爱情、正直却又软弱的明末封建知识分子的形象。作为复社文人,侯方域是具有正义感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对魏阉余党阮大铖、马士英之流不满;在朱由崧继承帝位的问题上,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他力主拥立贤者,认为“不必拘定伦次”,并向史可法提出“中兴定霸如光武,要访取出群英杰”的主张,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政治见解。在爱情问题上,他身为贵公子爱上秦淮名妓李香君,不仅没有把她作为玩物,而且对之十分钟情,始终如一,百般尊重。李香君视阮大铖所操办的妆奁如敝屣,他连声叫好,誉香君为“畏友”,这是一种突破封建道德规范、尊重妇女的民主思想。尤其是与李香君分别之后,无时无刻不在真诚地思念她。黄河渡口,偶遇李贞丽、苏昆生。听李贞丽说到香君碰死在地时,还没弄清事实真相,便大哭起来,又听说香君还没死时,立即破涕为笑,连声称好;在经过战乱重返南京后,首先赶到媚香楼寻找香君,从院门之外,直步小楼前,推想着跨上妆楼、悄立帐边的香君见到他的惊喜情状。然而时移事迁,人去楼空,面对无情的现实,他不禁双泪长流、泣不成声,你单纯天真的神情、状态,令人觉得可爱。剧作家虽然对侯方域没有持明显的批评态度,只是如实写来,但却使人从中看出了侯方域身上所暴露出来的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一面。拿他最初梳拢香君说,不过是一种名士风流、借以消遣春愁的行径罢了。在复社文人同阮、马一伙的斗争中,侯方域缺乏强烈的斗争精神,往往采取一种调和的态度,常常以自己善良的愿望猜想阮、马等奸佞之徒。第七出《却奁》一场,他经不起杨龙友的巧言利诱,竟然答应为阮大铖与复社人和解,表现了政治上的动摇,第八出《闲榭》一场,陈定生、吴次尾要对阮大铖采取果断的报复行动,他却百般劝阻,表现出软弱的气质。直到阮大铖东山再起,已经把诬陷之词首先强加在他的头上,必欲置之死地时,他还说什么“我与阮圆海(即阮大铖,字圆海)素无深仇,为何下这毒手?”表现出浓厚的十足的书生气。总之,侯方域在政治上的一切活动,因为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专权,因为四镇的横暴专恣,加之高杰的有勇无谋、左良玉的不学无术、史可法的孤立无援,终归未能收到效果。到头来,不仅未能保护庇佑自己心爱的情人李香君,连自己也受到阮大铖的无情迫害,锒铛入狱。这不单单是侯方域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是关系着南明一代必亡的悲剧。比起李香君形象的鲜明生动、血肉丰满、合情合理来,说侯方域的形象是剧作家主观愿望与概念的化身,一点儿也不过分。

【王景隆】中国明代作家冯梦龙短篇小说《警世通言》中《玉堂春落难逢夫》的男主人公。这位年轻阔少,礼部尚书的三公子在故事开始时,很像一位纨绮子弟。到风流场中玩玩,渐渐入了翻套,挥金如土,花掉了大宗银子。这种事情很根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显示他性格特点的,是他在这以后的表现。其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情种”二字。玉堂春为自己挨打,王景隆“心如刀割,慌忙抚摩”。还说:“冤家你为我受打。还说无干?明日辞去,免得累你受苦!”他和玉堂春分手时,曾跪下发誓:“我若南京再娶家小,五黄六月害病死了我。”他回到家中,重进书院读书。整天想念玉姐。甚至有幻听幻视的现象。他到南京乡试,考完之后无事,每日只想玉姐。当地也有妓院,但他绝不去那里。终于起程进京会试去,“公子上的船来,手舞足蹈,莫知所之。众人不解其意,他心里只想着玉姐玉堂春”。进京之后,听说玉堂春被卖。一时气急,竟摔倒尘埃。这些地方,都显示他执着子爱情时“情种”特点。父母做主,为他娶了刘小姐,虽然也生得美貌,但他一心想着玉姐——“虽然陪伴了刘氏夫人,心里还想着玉姐,因此不快,当夜中了伤寒。又想当初与玉姐别时,发下誓愿,各不嫁娶。心下疑惑,合眼就见玉姐在傍。”当燕尔新婚之时,如此不忘旧情,才是真正“情种”。这个人物上进思想行为,有很深刻的社会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科举仕宦生涯的态度。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人传统的生活道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乃是士子十年寒窗、千里赴考的动力。但在王景隆这里,情况完全不同了。他和燕堂春受尽欺凌,在当时想出口气;想救出玉堂春,可行的办法就是榜上有名。二人分手时,玉堂春劝他“用意攻书,倘或成名,也争得这一口气。”他努力读书时,常以“玉姐当初嘱咐我,是甚什么话来”自勉。得知玉堂春被卖,他气得不想考进士了,明确告诉别的举子,自己是为了玉堂春才读书应举。经人劝说:考进士做官是救人的最好办法,他才参加会试。这些地方,表现了理想新的人生态度。这个人物的刻画,也很成功。他的语言行动都显出个性化特点。他始终表现出浓重的书生气,但开始时有点纨绔习性,后来则变得深沉,开始时少不更事,容易上当,后来则老练多了。这一些都围绕他的爱情遭遇展开,读来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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