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雄，曾是北京第37中的学生，1960年时他与钟瑞前后脚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门，同为播音员。
钟瑞，北京广播学院最早的毕业生。1960年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主播。当初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大学本科，家庭背景也相差悬殊，他们用了什么小伎俩赢得家长的同意？如今退休了，他们又是怎样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呢？ 一边的钟瑞笑着听先生细数当初的情景，情不自禁地插上话来：“当时他说自己是竹竿顶枣，瘦是瘦，但我觉得还是挺帅的。另外，他为人特别客气，当时我也播过他的体育节目稿，除了客气以外还感到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稿子书写得都非常整齐。”
宋世雄依然觉得在那个家庭观念很重的年代，想在一起自然必须通过家庭这一关。偏偏钟瑞的妈妈也是个大家闺秀，这让没有学历，也没有什么专长，长得又很一般的宋世雄更加没有信心。但钟瑞一直觉得，主要看他的品德，用那会儿的话说，就是要“非常正”。所以，钟瑞就跟她爸爸妈妈讲，“将来肯定是他了，我觉得我认准了，将来他肯定应该是不错的。”光说也不行，这个丑女婿总得见丈母娘和老丈人啊，于是钟瑞就想了个办法，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见面———看了一场京剧。“因为她有几个考虑，一个就是所有的当事者，包括我们俩，包括钟瑞的父亲母亲、钟瑞的妹妹都喜欢京剧。我们选择了一场最好的戏，是杜近芳和叶盛兰演出的《柳荫记》。台上虽然是热闹的大戏，我的心里却是七上八下，一直在观察着。看一会儿戏，偷偷看看父亲母亲和小妹妹的表情。当时我的心很紧张，实际上杜近芳和叶盛兰的这出戏我基本上等于没看。”宋世雄笑言。
可能是觉得宋世雄的为人还可以，钟瑞的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反对，只是放出话来：“你们可以交往看看。”这下宋世雄仿佛得到了大赦，当然是拼命地表现自己。“从我性格来说，我也希望能够给老人们一个好的印象，所以我去了以后就干活。生个炉子、刷个烟筒什么的；不光是烟囱，老人家四合院里边儿，一进门有一个瓜蒌架，这个瓜蒌的架每年都是我搭、我修；当时家里面烧蜂窝煤取暖，搬煤的也是我；然后到了晚上得倒垃圾，那时候的垃圾不像现在这个环境，是得推着小车到后库那个地方，当然还是我做。我就是希望老人们能对我满意。”
通过考察后的宋世雄终于和钟瑞喜结连理，他说：“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家庭妇女，她已经记不清生我的日子了。她就只知道我是属兔的，但是就不知道是哪月哪日生。后来我在填写的时候就把我和钟瑞的结婚纪念日11月13日作为了生日，我的生日就是1939年11月13日。我非常非常珍惜，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结婚的这一天。” 大家能不能想象宋世雄的那样一个形象：戴一小帽、穿着羽绒服、背着白菜萝卜，这其实就是名嘴的日常生活。
老伴钟瑞说：“他在生活中跟在话筒前、银幕上，有点像是两个人。好多事都是不像挺有闯劲的那种，很多事他都得跟你商量。现在上了年岁了，我说老头更应该穿漂亮点儿，我们平常就叫他老头。他就说，这个有点儿过分，但你要给他，他就穿。所以，我觉得他在生活中，自己的见解有的时候表达得不太多，好像是我管太多了吧。”
“是管得太多了，我年岁大了，有的时候出去买菜什么的。菜有的时候一买买一堆，像萝卜挺沉的，白菜也不轻，再加上芹菜什么的，真是挺不好办。再加上过去年轻的时候因为老出国，老拎箱子，最近我这个肘关节也不好。我就希望能有一辆自行车，我买这个自行车的意思，就是能够出去买买菜。可最近夫人和孩子们一致通过，把车钥匙给我没收了，生怕我出去在路上出什么交通事故，现在啊，我真是被管得非常非常的严呢。”虽然口气中全是埋怨，但眼神里却满是幸福。
钟瑞说：“我们的孩子现在都在国外，大女儿晓梅在加拿大做电视主持人，小儿子晓辉清华大学毕业后也去了国外，都生活得挺好。有空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把《牵手》这首歌放来听一听。听一听以后，一些曾经往事都重回眼前。我觉得现在的我俩跟大家都一样，粗茶淡饭地勤俭度日。这么多年，相濡以沫，牵手同行，再共同听那首歌有时候就引起很多思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