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经历 歌德1749年8月28日出生于法兰克福镇(位于现在的黑森州)的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法律，也曾短时期当过律师。他年轻时梦想成为著名画家，在绘画的同时他也开始了文学创作。但是在他看到意大利著名画家的作品时，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与那些大师相提并论，于是开始专注于文学创作。1775--1786年他为改良现实社会，应聘到魏玛公国做官，却一事无成。1786年6月他前往 歌德
意大利，专心研究自然科学。从事绘画和文学创作，1788年回到魏玛后任剧院监督。 歌德是德国狂飙运动的主将。他的作品充满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反叛精神。在诗歌、戏剧、散文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未完成的诗剧《普罗米修斯》和诗剧《浮士德》的雏形《原<浮士德>》，此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和评论文章。 歌德在魏玛市的最初十年，歌德埋头事务，很少创作。到意大利后，他陆续完成了早已开始的一些作品，写出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和《哀格蒙特》等作品，也写了《塔索》和《浮士德》部分章节。 歌德晚年的创作极其丰富 ，重要的如自传性作品 《诗与真》、《意大利游记》、长篇小说《亲和力》和《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抒情诗集《西方和东方的合集》，逝世前不久，又完成了《浮士德》第二部。这些作品表现了歌德重视实践、肯定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思想，说明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比前一时期有所增长。 《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尤其突出的表现了歌德晚年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新发展。 1832年3月22日，歌德病逝。他的临终遗言是：“给我更多的灯吧。”，这体现了他作为大文豪的乐观精神。歌德是德国民族文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提高到全欧的先进水平，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童年家庭经历
在歌德的心目中，父亲是严厉的，严肃的。歌德的母亲用不同于父亲的那种温柔体贴的母爱安抚、保护、激励着歌德，促使他愉快地、始终如一地对学习怀有浓厚的兴趣，并竭力培养歌德掌握对于文学的正确理解能力。 歌德小时候，母亲常常把他放在自己的膝头，讲述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给他听。母亲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语汇也十分丰富。歌德常常听得如醉如痴。也许正是继承了母亲的这种才能，歌德在自己的朋友中间，总是以知晓各种趣味横生的笑话而著名。歌德成年以后，母亲仍是他与之共同探讨创作的伙伴。同时，母亲还起着激发他创作热情的作用。对于儿子的作品，母亲是凡有必读，并总能给予恰如其分的评论。歌德深有感触地说：“从父亲那里，我得到一付强壮的体魄和做一个正直人的人生观，从母亲那儿，则继承了她乐观的性格和对于语言的表达能力。”
“美丽的怪物”
早在莱比锡求学期间，歌德就接触到了莎士比亚。他最早接触的是《莎翁选粹》，歌德后来一直认为这是他生平最快乐的时期。 莎士比亚的剧作，使歌德的精神视野大为展开，它让他感到有一个重大的题材要写，而且这题材又不能在狭隘的舞台上以及只适合于一出简单戏剧的短暂时间中演出。 在阅读了出版于1731年的《葛兹自传》之后，他在这个骑士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人物。他决定将有关材料重新作历史性的处理，同时又欲充分发挥个人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使戏剧在形式上能够超越舞台的限制，且力求使情节生动鲜活起来。 《葛兹》完成后，歌德找到好友默尔克，让他看了看稿子。默尔克很赞赏，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年底，歌德又把它寄给了赫尔德，后者给他提出了一些较苛刻的意见。于是，歌德又对剧作进行了修改（基本上是重写一遍），改写本于1733年完成。 改写本《葛兹》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了剧中主要人物的内心冲突，着重刻画了骑士葛兹的自救者形象，而不是像初稿那样着重描写被压迫农民自发的强大斗争。这部作品一面世，立即轰动了德国，成为文坛上的一件大小，并引起广泛而巨大的反响。魏兰特则撰文说它是一个“美丽的怪物，”进而指出：“要是我们有更多这样的怪物就好了。”
《浮士德》
《浮士德》是一部长达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行的诗剧。它是歌德的主要代表作，初稿始于1768年，第一部问世于1808年，第二部问世于1832年，为完成它前后共花了60年的时间。歌德说过，他一生的创作只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一个个片段”，《浮士德》无意识这些片段中最典型和最重要的一个。 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而是以浮士德思想的发展变化为线索。这部不朽的诗剧，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 浮士德
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生活道路。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十分完好的诗剧。 诗剧主要讲述了主人翁浮士德为了寻求新生活，和魔鬼墨菲斯托签约，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而魔鬼要满足浮士德的一切要求。如果有一天浮士德认为自己得到了满足，那么他的灵魂就将归魔鬼所有。于是墨菲斯托使用魔法，让浮士德有了一番奇特的经历，他尝过了爱情的欢乐与辛酸。在治理国家中显过身手，在沙场上立过奇功，又想在一片沙滩上建立起人间乐园……就在他沉醉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时，他不由自主地说，那时自己将得到满足。这样，魔鬼就将收去他灵魂，就在这时，天使赶来，挽救了浮士德的灵魂。 《浮士德》构思宏伟，内容复杂，结构庞大，风格多变，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炉，将真实的描写与奔放的想象、当代的生活与古代的神话传说杂糅一处，善于运用矛盾对比之法安排场面、配置人物、时庄时谐、有讽有颂、形式多样、色彩斑驳，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少年维特的烦恼》
1774年2月初到3月份的四个星期之内，歌德一气呵成 地完成了《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书信体小说。 《少年维特的烦恼》充满着一个处在德国“狂飙突进”时代的青年人的爱和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腐朽社会的控诉。书中的维特是一个能诗善画、纯洁多情、热爱自然的青年。他来到了一个僻静的乡村，完全沉浸于大自然的生命中，就像一只蝴蝶，在香海里遨游。 少年维特的烦恼
与小孩儿和平民的接触，更使他和悦天真。不久他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年轻活泼的姑娘绿蒂，对她一见倾心。可是绿蒂已经订了婚，不能把爱情献给维特。7月，绿蒂的未婚夫回来了，维特终于从甜梦中惊醒，他想就此离开；于是，维特自己哄自己，徘徊流连不忍离去。但是，他以前纯真的天趣，已不复存在了；心胸里开始矛盾了，情感与理智开始冲突了。他认识到自己矛盾的现状，却没有力量超脱，他已经想到了自杀……。 作者在这里描绘了一个叛逆者的挣脱时代的一切束缚的必然的生活感情。进步的知识分子由此受到了鼓舞，因为书中描写的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少年维特的烦恼》出版后，歌德成为全世界称赞的文学家。
《赛森海姆之歌》
歌德从赫尔德那儿得到的教诲是深刻的。正是这位赫尔德，给他揭示了诗歌领域一个新的世界——民歌。赫尔德曾广泛搜集、发掘民间文学宝库，并于1778年和1779年出版了《各民族人民的声音》一书。受着赫尔德的影响和鼓励，歌德也开始在斯特拉斯堡周围一带进行民歌搜集活动。同民歌的接触，使歌德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抒情诗的创作为他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德国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赛森海姆之游与《赛森海姆之歌》。 在诗中，他打破惯例，直接向读者直抒胸臆；他用的是阶梯式结构：在赞美了春天、生机勃勃繁花似锦的大自然之后，诗人祈求爱情，它作为至高无上的法则，证明了大自然“自强不息”。他针对德国市民的恋爱生活和婚姻生活的那种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合时代潮流的准则发出了爱情至上的呼声，宣布相爱者在道德上是平等的，同时指出了这种恋爱关系的社会意义。把颂诗的结构和民歌的形式融合成一种新的抒情诗体，这种情况在德国诗歌中还从未有过。编辑本段歌德的友谊与席勒的友谊
1794年7月下旬的一天，歌德和席勒作了一次坦率的交谈，气氛友好、活跃，消除了双方的一些误会和心理障碍，相互间有了一股吸引的力量。歌德开始承认：“席勒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他把靠近他的一切人都把握得紧紧的。”一周以后，两位诗人再次在耶拿晤面交谈。这次谈的不再是自然科学，而是文学艺术——两人各就自己的创作、理论以及德国文学现状等交换了意见，他们的见解竟然很一致，这使席勒大为惊讶。 在这次畅谈之后，席勒写了一封信给歌德。在这封信中以犀利的眼光精辟地分析了歌德的精神历程，而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深刻而准确地对歌德作出评价。在信中，他也谈到自己的弱点。最后，席勒阐述了双方观点上可能一致的地方，并指出了歌德为他主持的新杂志撰稿的可能性。歌德在复信中说：“在这一周里有我的生日，而对于我的生日来说，没有任何礼物能比您的来信使我更感快慰的了。”紧接着，他也表达了今后两人合作的愿望：“……我们双方彼此清楚了我们目前达到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更能不间断地共同合作。” 此后，歌德盛情邀请席勒来魏玛家中做客，共同拟定了——个旨在繁荣民族文化的合作计划。于是，两位诗人果实累累的合作年代开始了，这一合作为歌德带来了“一个新的春天”，更为德国文学带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代。
歌德与贝多芬
德国天才的音乐家路德维希·万·贝多芬比歌德小21岁，青年时代他就曾读过歌德的《葛兹》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的抒情诗更一再激起他的创作欲望， 1810年，贝多芬为歌德的《埃格蒙特》谱写了音乐。 1811年4月12日，贝多芬给歌德写了一封信。信中倾述了对诗人的景仰之情，并希望听取对《埃格蒙特》音乐的意见。6月25日，歌德回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在魏玛能上演这部由贝多芬谱曲的悲剧，并相信它会给自己和贝多芬的崇拜者带来欢愉。 1812年夏天，贝多芬和歌德双双来到卡尔巴特的特普利策。歌德到达时，贝多芬已到了一周了，但他并不知道歌德来了。歌德便主动去看贝多芬，于是两位伟人见面了。当晚，歌德写信给他妻子说：“在我见过的艺术家当中，没有谁比他更专注、更有毅力和更诚挚可亲的了。” 老年的歌德尊重贝多芬的为人和才能，但是对贝多芬愤世嫉俗的革命精神却理解不了。对贝多芬来说，歌德却使他感到有些失望。这位诗人，只是一个极留意礼节的社交家，温文尔雅，从不肯尽情倾吐。贝多芬期望的美的批评、理性的批评，歌德却一句也没有。他觉得这次见到的歌德，与他想象中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葛兹》的作者相距甚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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