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时年45岁的慈禧太后病了。清宫的官方说法是太后患病，且经过太医们的医治不见好转。光绪皇帝和大臣们在征得慈禧同意后，诏令天下督抚推荐名医。当年六月，各地官员推荐的名医进京，一共有八人，其中山西巡抚曾国荃推荐的人选是时任阳曲知县的汪守正。八名征召来的名医与太医院的医生组成专家组，对慈禧的病情进行会诊，会诊得出的结果是慈禧心脾两虚，兼有肝木失荣。到九月十九日，慈禧下旨令八位医生中的四人各回原省，此举自然说明慈禧对这四个人的医术不太满意。至年底又有两名医生被退回原省。最后就只剩下了李鸿章推荐的薛福辰和曾国荃推荐的汪守正两个人了。在二人和御医们的悉心治疗下，一直到了转年六月中旬，慈禧的病才彻底痊愈，光绪皇帝下谕旨昭告天下：“圣母皇太后大安。”
大病痊愈后的慈禧自然非常高兴，赏汪守正二品顶戴，调任天津府知府，在清代知府本是四品官，赏戴二品顶戴的着实少见。慈禧将汪守正从山西调往天津，其中自然有她的小心思，天津距离北京很近，如果她的病再复发，汪守正可以随叫随到，便于及时治疗。清代徐一士所著的《一士类稿》中，将汪守正与薛福辰并称壬午两名医，一时汪薛二人名满天下。
史料记载汪守正出身书香门第，幼读诗书，但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他是捐班出身。在进京为慈禧治病之前，在多地作过知县。在担任阳曲知县时，深得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的赏识。阳曲属太原府下辖，自古被称为山西首县，在地方官中，首县县令最为难当，在省、道、府各级军政大员的眼皮底下，必须能处理各种复杂关系。汪守正处事圆通，善于协调各方关系。他的这项“特长”在给慈禧治病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慈禧看病非常谨慎，医案、药方她不光要看，还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些医生其实并非医术不行，但是不会处理与太后的关系，所以得不到慈禧的信任。但汪守正正好精于此道，他在充分“尊重”慈禧意见的基础上，适当提出自己的想法，从而得到了慈禧的充分信任。汪守正不但善于把控这复杂的“医患关系”，与其他医生的关系汪也处理得很好，他对各位同僚都非常尊重。他高超的医术，谦虚低调的处事风格，得到了内务府大臣和御医们的认可。
汪守正到任天津之后，也为天津做了一些工作，尤其在教育方面，他倡导废庙兴学，将坐落于天津城西的稽古寺改为书院，聚集大批学子在此读书。这个书院就是天津三中的前身。
从政之余他还继续为一些官员诊病，当时在威海督办海防工程的袁保龄，就是受益者之一。不过，在当时像汪守正这般靠“方技”上位的官员，并不被封建士大夫们所接受，认为他们这是在走捷径。后来，他正是因为得罪了顶头上司直隶总督李鸿章，被调往宣城。加之慈禧太后在之后的岁月里并未旧病复发，时间一长也就想不起来这个“救命恩人”了。
调离天津后的汪守正并没有因此萎靡不振，在宣化，他修桥筑路，也可称得上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了。1894年，汪守正病逝于宣化知府任上。
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汪守正为医名满天下，为官造福一方。天津这位“名医知府”,的确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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