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不仅是以农立国，而且是以孝立国。自古以来，孝是最重要的善行与德行。在诸善之中，孝最具有超越性；在诸德之中，孝最具有普遍性。为了强调孝的超越性，孔子曾在《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意思是说，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也是一切教化的来源。为了强调孝的普遍性，又在《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意思是说，孝可充满宇宙之间，能贯通天、地、人三才而为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道是如此的重要，俨然成为事亲、治家、治国、平天下的极则（李国良，1973）。时至今日，我们甚至可以说：孝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何以如此重要？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说起。从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的观点来看，传统中国社会所处的生态环境，主要是适合于务农的经济生活。中国的文明最早发源于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区（包括陕西、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的渭水盆地）。此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是气候多变、降雨量低、植物稀少，但其土壤皆为肥沃的黄土。此种土壤不须另加肥料，即可长久耕种而仍丰收（Rumpelly，1908）。在此类生态环境中，靠耕种谋生似乎是一种最为适宜的办法。考古及其他数据显示，早在公元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此一地区即已出现自给自足的农业系统。此后，农业经营及活动的地区逐渐扩展，及至最近两千多年，淮河以南的地区也形成了多产而有效的农业系统（HO，1976）。总之，自古以来，传统中国社会的生计经济（subsistenceeconomy）主要是农业。
农业是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而土地的保护与耕种及作物的照料与收获，均为个人能力所不逮，须靠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来共同运作。比较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当然是以血统为基础的家族，于是家族乃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内最重要的运作单位。由于家族是农业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家族的保护、延续、和谐及团结自是非常重要，因而形成了
凡事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familism）的想法与做法。家族既是传统农业社会内主要的团体或集体，自小生活其中的强烈经验与习惯，乃使
养成一种很明显的心理与行为倾向，那就是将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予以家族化，即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运作原则推广概化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这种将家族结构、家人关系及家族伦理的形式与内涵推行到非家族性团体或集体（如社会性、经济性、宗教性或政治性团体或集体）的心理与行为过程，可以称为家族化（familization）历程。经由家族化历程，将家族以外的团体或集体视为类似家族的心态与观念可以称为泛家族主义。有关家族主义、家族化历程及泛家族主义三者的关系见图。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内，在强烈的家族主义的影响下，为了维护家族的和谐、团结及延续，晚辈必须要对长辈依顺服从，必须要传宗接代，必须要奉养父母，必须要随侍父母而不远游。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要使子女养成这些观念、意愿及行为，必须提倡一套兼含这些要素的意识形态，这便是孝或孝道。所以，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孝或孝道是一种复杂而精致的文化设计，其功能在促进家族的和谐、团结及延续，而也只有这样的家族才能有效从事务农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达到充分适应适农的生态环境，孝既有如此重大的功能，其重要性自必超越其他诸德与诸善之上。尤有进者，经由家族化作用的历程，孝道伦理还会推广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集体，如行号、社团、郡县、国家、天下。例如，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内，常将国家比作家，君比作父，而有“以孝事君则忠”（《孝经·士章》）与“臣事君犹子事父”（《汉书·李广苏建传》）的说法。在家族化作用的影响下，孝的运作范围已不限于家族，进而扩及家族以外的领域。这便形成了泛孝主义的心态（见图1-1）。泛孝主义不仅有助于家族内权威式结构（强调上下关系或阶层排比）的维护，而且有助于家族外权威式结构的维护。这便是为什么当家者要提倡“以孝治家”，当政者要提倡“以孝治国”。总而言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促进家族及其他社会集体的和谐、团结及延续，以有效适应务农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在此类社会里，以泛孝主义所表现的孝之意识形态，不仅是家族主义的重点，也是中国式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基础。
中国式的集体主义，事实上是以家族主义为主，因而是一种家族主义式的集体主义。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内，家族是最主要的集体或团体，对大多数
而言，甚至也是唯一的集体或团体。在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中，主要的运作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例如，土地是属于整个的家族，而不是其中的任一个别成员；耕作土地及其他的收人是属于整个家族，而不是任一成员。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绝大多数的民族都是一生不离家族，因而对他们而言，家族（集体）为重、个人为轻的家族主义，实即一种集体主义。而且，即使是那些生活范围超乎家族的传统中国人，经由家族化历程所形成的泛家族主义，也会促使他们以家族主义的方式表现出重集体（家族以外的团体）而轻个人。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传统中国人而言，其集体主义都是以家族主义为基础，所以是一种家族主义式的集体主义。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传统孝道之所以重要，即在它能促进家族主义式集体主义社会的和谐、团结及稳定。
但是，当前及未来的台湾社会，已经不再是家族主义式的集体主义社会了。经历三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工商社会（杨国枢，1981，1985b）。这不仅是一种量的变迁，而且是一种质的变迁；不仅是一种程度的变迁，而且是一种类型的变迁。在此彻头彻尾的变迁中，最基本的是生计经济形态的转换。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民众赖以维生的经济形态是从事务农活动；在现代工商社会中，民众赖以维生的经济形态是从事工商活动。前者主要是依赖土地作物，后者主要是依赖科技智能。
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工商机构的组织不管如何庞大，工业生产与商业活动的历程不管如何复杂，其中的工作主要是以个人为单位而设计的。所有权与工作权的分离，来自不同家庭的人互相习于共同工作。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个人的可被取代性很高，只要具备一定条件的人，都可担任该项工作。在大多数情形下，工商工作的获得决定于个人的专业智能及身心特质，与其家庭的背景关系不大。同时，个人为追求较好的工作及较高的待遇，常会不断转换工作类别及工作地点，因而成为逐工作而居的现代“游牧民族”。于是，现代工商社会的民众不只从土地疏离出来，而且从家乡疏离出来。
上述这些生计经济形态的基本转换，衍生出种种崭新的社会特征，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杨国枢，1981，1985b）。基本而言，现代工商社会是以个人为主要运作单位，而不再以集体为主要运作单位。在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中，个人是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单位，是加以褒贬与评价成败的重心。也就是说，生活价值与意义的中心，不再是集体，而是个体。在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下，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式微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个人自主、价值、尊严及幸福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孝道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在家族主义与泛孝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促进集体主义化之家族与社会的和谐、团结及存续。三十多年的变迁既已使台湾转型为现代的工商社会，则随着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没落，传统孝道的上述社会功能自将因而逐渐减弱或消失。传统孝道的功能既失，其本身势必产生重大的演化，逐渐转变成一种以个体主义为基调的新孝道。从集体主义的传统孝道蜕化而来的个体主义的新孝道，会强调亲子（女）双方的价值、尊严及幸福，会尊重亲子（女）双方的独立、自主及自动。与传统的旧孝道相比，这种新孝道究竟有何主要的特征，是下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课题。为了便于此一课题的讨论，下节中将先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分析孝道的内涵与性质，从而提出一套理解孝道的概念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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