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中国终于以同盟国之一的身份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而战胜日本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同时中国也协助美国这个最大的同盟国战友打击日本人。当时中国的执政对外主要体是国民党，也因此中国获得在日本进行驻军的权利。根据当时的四大同盟国主体会议，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可以在日本进行驻军。
而唯独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参加国和抗日战争中牺牲最大的国家—中国却没有派出一支军队踏上日本的领土。原因究竟何在?
首先，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蒋介石政府秉承了其一贯的安内攘外政策。
终其在大陆统治的整个时期，始终未有改变。蒋本人及其主要幕僚张群、戴季陶在对日问题上观点一致，始终对日采取妥协纵容，因此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蒋看来，共产党才是他的最大威胁，是需要首先清除的对象。只是后来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蒋在西安事变遭禁锢的窘境下，才迫不得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一致对外。
但蒋在八年抗战中依然未放弃反共政策，皖南事变就是一个证明。安内攘外导致蒋只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权之争，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早在1943年11月23日晚，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谈时，就已经口头试探过中国政府的战后对日占领问题。
罗斯福向蒋介石提议战后由中国来主导对日的占领问题，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婉拒。蒋答复说，中国此时还没有担当这个重任的准备，并请由美国来主导，不过，在必要时中国可以扮演辅助的角色。又说，此事需看将来形势的发展再定。这番话，反映出蒋介石既不愿意参与主导对日占领，又不敢得罪美国。对日作战尚仰仗于美国，因此他并未把话说绝。
但由此透露出一个信息：蒋介石对此事始终是持一种消极的态度。战后，一直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的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在抗日战争中被消灭、削弱，反而日益壮大起来。截止到1945年9月，中共已拥有127万正规军和268万的民兵，党员120多万，解放区共19个，人口达一亿二千万人。面对这样的局势，只有集中力量来对付共产党才是其首要任务。
其次，再从外部的环境来看，当日本战败的时候，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诚然，罗斯福曾经讲过上述那番话，但事出有因，因为当时他曾设想用中国来作为进攻日本的基地。1943年2月，罗斯福即宣布无意花费漫长的时间，在辽阔的的太平洋上逐岛缓慢地攻击，他估计如果从南方进军，每个月只能攻占一个岛屿，估计50年左右才能达到日本。
中国大陆作为强大美国空军的基地比海基更有效。也就是说，美国还需要中国的大力支持，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击败日本。这显示出当时美国把对日作战的难度估计得过高，既然离不开中国的协助，那么就有必要对中国作出一些善意的回报。但随着罗斯福在1945年4月突然辞世，副总统杜鲁门的仓促上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易人，诚然，此时的美国对外政策会出现一些与其前任所不同的地方。
但如果将日后中国未能主导对日占领的原因归结于罗斯福的去世，并为此而深感惋惜的话，那就未免太书生气了。作为一国元首，首先考虑的是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即使是在众人眼中对华颇为友好的罗斯福总统，在争取苏联参战的《雅尔塔协定》上，与苏联达成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保障苏联优越权等出卖中国利益的交易。
事实上，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比原先的估计要顺利得多，中国的作用也就相对降低了许多。而且，当时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所谓主导对日占领事务，也仅仅是一种口头允诺，并非书面形式的条约、协定。在国际关系中，条约、协定尚且充满变数的情况下，这种口头承诺显然不必去当真了。更重要的是，战后美苏利益冲突日益加深，在联合抗击德国、日本的合作道路上，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美苏尚能并肩作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
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美苏之间的矛盾就难以再掩盖下去。首先，表现在对德国的占领问题上，由于攻占德国时，苏联及美、英、法各自占领了柏林市及整个德国的不同地区。出于意识形态的相互对立及利益之争，造成日后的德国分裂局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因此，继任总统杜鲁门说我们希望把日本置于代表盟国的美国指挥官的控制之下，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
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在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美国已经下决心单独占领日本，此时，即使中国有心去主导对日事务，也已不再可能。1945年8月13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全权处理对日占领事务。8月30日9月6日，46万美军以盟军名义陆续进驻并单独占领了日本。至此，大局已定。
这些因素导致蒋介石对派兵驻日一事愈加消极。很明显，中国充其量只是在美国统领下的一个协助美国去进行军事占领的小角色，势必受制于人，和英联邦的新西兰、印度、澳大利亚一样，没有实际的利益可得。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在美国最初提出让中国派出10个陆军师及一定数量空军(总计约在10万人左右)的要求时，蒋虽立即应允，但将数量减少至3个陆军师。
继而，美方又提议中国应至少派遣5万人，蒋又以中国抗战损失过大，后勤供给困难为由，继续与美国讨价还价，最终双方达成只派驻1个师的协议。这样驻军数量就由最初美方设想的10万人减少到了1万人。美方的考虑是：在不影响其独占日本的前提下，让中国尽可能多派军队以此减轻美军的负担。
二战结束后，留驻在日本的数十万美军归心似箭，然而，他们回国去与家人团聚的愿望 却迟迟得不到满足。于是，军心开始浮动，1946年1月，驻太平洋美军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要求尽快回国。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不得不予以安抚，来稳定军心。如果蒋介石派出较多数量的军队来替代美军驻防，显然会大大减轻美国政府所面临的这种来自军方的压力。
而中方的考虑则是：自抗战结束以来，国内形势愈加严峻，国、共两军的比例已由18.88∶1降为4.5∶1，国民党军队人员数量上的优势在不断降低。既然要继续剿共，以蒋介石以往的经验，没有绝对数量上的优势是很难实现他的既定目标的。面对此种形势，委实让蒋介石不愿再多派军队去参加这么一个仅具象征意义的占领行动。
于是，当六十七师遭歼灭之后，蒋介石便以内战吃紧无力派兵为由，以博得美方的理解与同情。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接连失败，导致美国对蒋介石日渐失去信心，不再指望国民党政府在驻日问题，以及充当美国亚洲代理人的问题上能有什么作为。这样，双方就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彼此心照不宣。直至1946年11月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向美国提出终止执行派遣驻日占领军计划，至此，中国派兵驻日一事终成泡影。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统一的、自强的中国才是在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一个贫弱的国家没有外交，“利己原则”是国际关系中的不变法则，靠谁终究不如靠自己，这个世界相信的是“实力”；一个分裂的国家只能勾起他国的“窥窃”之欲，给自身带来灾患。中国军队没能踏上日本领土，一雪民族之耻，固然遗憾。但更重要的是：以此为鉴，走好今后的路，才是回顾这件往事的意义所在。
闫芳大师说：当然有了，你看看我，多厉害？
金庸、古龙两位老先生以笔为剑，一招一式之间将那镜花水月、豪情万丈的武侠世界勾勒的无比传神，使人迷醉其中，心向往之。
可惜岁月无情,人生无常.浪子古龙把酒西去，大侠金庸辞别尘世。
从此江湖在无“日与月”，只留下多如满天星斗一般的武侠迷们，守护着诗酒江山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 随着人类文明的天平倾向于和平，法律法规愈来愈健全，中国人对“武术”的需要被淡化，一些崇洋媚外的国人读了几本武侠小说，便开始怀疑“中华武术”的真实性与实战能力，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尚武”的国家，古人的实战能力更是不容置疑！
以“春秋”为例，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有着”天下万民莫不出于诸子百家”的美誉。 儒家：历史上的孔子是一位文武全才，孔子要求门下弟子必须精通六艺，六艺之中包括“骑、射”。 孔子有一句名言“以不教民战，是为弃之”， 意思是用未经训练的人民去作战，无异于是白白牺牲性命，孔子认为“练民”比练兵更重要，民强则国强的理念贯彻了古代的思想文化。
墨家：历史上真实的墨家是文武兼备的学派，墨家内部分为两个派系，文化派与武术派，文化派学习天文地理，哲学农耕。武术派学习剑术骑射保护百姓。
农家：农家代表人物许行认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在于其强大的军事实力，
许行规定凡农家弟子皆要求修行武术， 以备国家陷入危难时农耕百姓们也能挺身而出保护家园。 道家：道家的功夫不必多说，剑术、拳术、内家功外家功……堪称中国文化瑰宝，而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在历史上就是一位剑术高手。
被称为“大唐盛世”的唐朝 更是“以武为尊”！ 人们或许因为唐朝的诗词文化，而忽略了唐朝的“武术文化”， 其是大唐一个提倡“全民练武”的朝代，
唐朝的诗人们大多都会两手武功，李白精通剑术，杜甫骑射兼备，陈子昂拳脚了得，王之涣崇尚侠义，李颀更是拳脚骑射无一不精，与王昌龄、高适、岑参兵称“边塞四大诗人”，打拳舞剑在他们眼里，只是“等闲之事”！
若将现如今的青壮年放在唐朝，可能连四十来岁的诗人都打不过！
可惜宋朝皇帝重文轻武，明朝百姓安于享乐，清朝时期中国武术虽然有复兴的迹象，但终究不复当年的盛况……
这世界上最引人落泪的事情是什么？是“英雄迟暮”……
这世界上最使人愤怒的事情是什么？是“蝼蚁当道”！
中华武术，就像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如今他到了垂暮之年，竟要被一些崇洋媚外的黄口小儿所怀疑、耻笑！着实令人心痛！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崇尚武学、英雄倍出的国家，中国武术的没落，其实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被现代人忽视的缩影。
在现如今这个“奔波忙碌”的社会，有多少人愿意踏踏实实的用心钻研中国武术？有的尽是些闫芳、雷雷等“大师”之流，哗众取宠，可笑之极，可耻之极！
又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文化？这是中国武术文化的悲哀，更是你我每一个中国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