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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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书法体，书体、字体和书法字体，是指传统书写字体、字形的不同形式和区别。书法体，传统有五种，即行书体、草书体、隶书体、篆书体和楷书体。当代书法家马永安有创作了第六种书法体——马体。马永安的创作的《马体书法》，2010年2月13日在国家版权局登记注册，被正式命名。现在，严格讲书法体有六种，每种书体都有代表书法家和代表作。除此之外，每种书体有派生出了许多书法派系。总体来说，大的分类目前只有以上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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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体的演变
篆书
中国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铭刻在铜器上面的文字。因铜器为金属物，故称为“金文”，“吉金文字“。铜器中以钟鼎为国家最重最多之器，故又称为「钟鼎文」。铜器的种类繁多，现存者即有数百种，大部分为宗庙礼器或祭祀用。金石考古学者，如罗振玉、容庚、苏莹辉诸氏，各有其不同的分类法。其中苏莹辉氏在五十年中国艺术品赴美展的铜器一文，根据容氏分类法，加以阐释，条理分明，其分类如下：
食器类有：鬲、鼎（圆形的两耳三足、方腹的四足）、簋、敦、俎、豆、卢类（主要的熟饪器是鼎、鬲、敦。主要的盛器是簋、豆）。
酒器类有：爵、角、尊、觯、觚、卣、觥、方彝、壶、鸟兽形尊、缶（以上盛酒、饮酒器）禁、勺诸类。
乐器类有：铙、钲、（口皆向上、执而击。）钟（皆悬而击之）铃、铎（皆有舌，其口向下，持而振之）。于、鼓诸类。
兵器类有：戈、矛、戟、剑、刀、镞、 诸类。
寻常用器类有：盘、监、盂、盆、科、（以上水器）奁、区、 皿、锭、行镫（以上杂类）。（在商周时代的主要寻常用器，为盘、监，皆用於盥洗，但盘亦用於盛食物，监可以照脸，而有足的，又可以作温器）。
殷代金文，极为简单，一器一字或数字，且多配有象形物，甚至只有一个图形，全然没有文字的。又有既非文字，又非图画的，只好说为图象文字了。这些金文，有用以表现动物的，有关战争与经济的，有关军事的，有表现器物的，有王子与举事的，有表现生活的，有以亚字形为要素的。宋代著名金文学家吕大临，说这种金文中的图画文字，就是汉字的原始字体。（殷）代的金文，有商方卣、商太巳、商钟、比干铜盘、散氏盘铭等。其中以商太巳卣为最，章法茂密，周之无专鼎即仿其体。总之殷代金文，朴质、鲜活，书法亦极流动。
西周前期金文，仍保留着殷代多子族卜辞特征，书体有流丽的曲线，其代表作有周公殷，笔划锐利，始终一贯，其中有肥笔的、粗笔的，更保留殷代金文生机勃发、笔力强轫的特点。字形整齐，结体和谐，流露特有的俨然之势。由成王入康王时代，字形虽仍整齐，但其气魄已失。且进于形式化。独其中的大盂鼎（下图）文字，则发挥了独特的雄健笔意。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中期的金文，字形小而整齐，笔划减瘦，大体上纤细而缺少变化。
西周后期金文，则已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书体整饬，有条不紊，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应为此时期的代表杰作，已略形成大篆的雏形。至于春秋战国金文，则大多体长画细，形成小篆的风格了。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伟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提及它----《散氏盘》----这是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 盘》而已。”
大篆，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因此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后的一种形体了。
大篆字体，在传世的石刻文字，当以石鼓文(左图)最具代表性。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石鼓共有十个，原高约三尺余，文字刻于鼓的四围，以其形状似鼓，故有此俗称。实际上，应称之为碣。再者石鼓的内容，多与狩猎有关，学者也有称之为猎碣的。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苏轼，都有咏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来，故一般沿用“石鼓”的俗称。
石鼓文的文章，为记述游猎之事，全文原有七百余字，属四言体，极类诸经体裁，深奥难解，而且文字磨灭之处也很多。像韩愈之流的学者，也叹其“辞严义密，读之难晓”。自从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训》以来，大体上已经能够解读，它是歌狩猎的一种韵文。本来，十个石鼓的前后次序，是一定的，可是这也在各家之间发生了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可谓繁琐之至。
石鼓文最古的拓本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宁波的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清阮元于嘉庆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学，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之于扬州府学。惟天一阁本，于咸丰十年（1862）焚毁。现存宋拓本，为明代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江苏锡山）旧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爱石鼓文，因自号十鼓斋，收藏有古拓本十种。其中北宋拓三种，称之为前锋、中权、后劲本。现流传入日本者，即后劲本，末尾有安国亲笔篆书跋文。可为现存石鼓文拓本中之冠，久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问世。
石鼓文的字体，大致介於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可知确是秦始皇以前之物，应当是属于籀书的系统。相对小篆而言，可称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体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而较端整，堪称为典重严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可谓赞赏之至。石鼓文向为艺林所宝，但北宋以後，帖学大兴，少人临之，直至清代中叶以後，考古尊碑之风复炽，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吴大 ，能得其典重严整韵致。吴昌硕则发其遒古为雄拔之气。两人书法，皆雄视当代为后世所重。
何谓小篆：据后汉初期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说：“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秦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传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省改，谓之小篆”。由此而知，小篆乃是取自史籀大篆，就籀文中简化，整齐而造成的。
小篆与各体书法：昔人有“非究於篆，安能得隶”的说法，因为隶法源出於篆，习篆也正是习隶。隶书与楷书字体，首先讲求横平竖直，正合乎篆书的基本笔法，篆书结体贵匀整，隶、楷书也讲究匀整，篆书写得准、熟练，再写隶书、楷书，也就自然匀整。写行书草书要活泼生动，需有善於画圆的工夫，篆书多半圆或圆形的笔画，到了婉通的火候，写行书草书，格外活泼生动，曲尽圆转之妙。是知篆书笔法，为各体书法的基础。如汉隶中的夏承碑，笔法介乎篆隶之间，仍多圆转之处，是可证篆通于隶。颜楷合篆籀之理，得书坛最高妙境，所书麻姑仙坛记，肉骨停匀，笔力平衡，有人说颜出于篆，是可证篆通于楷。黄山谷的行书，长笔画，与篆书用力无异，康有为有“山谷行书与篆通”之句，是可证篆通于行。怀素的狂草，笔笔中锋，瘦劲婉通，飞动中见圆转之妙，包世臣有“醉僧圣母、律公二帖，导源篆籀，浑雄鸷健，是为草篆”之说，是可证篆通於草。学隶、楷、行、草各种书法，本来并不一定要先写篆书，不过倘是能够先写篆书再写隶楷行草就更容易悟得笔法。弘一大师教写字方法：“须由篆字下手，每日至少要写五百个，再学隶， 入楷；楷成，学草”，其顺序也是先由小篆入手。小篆临好之后，才可以临钟鼎，写甲骨，摹一切古篆，才有笔法和笔力，气韵和神味。
小篆由籀文整理而成，曲线圆写，笔画统一匀称，结体谨严，遒劲庄重，兼而有之（图右为秦《泰山刻石》）。在中国文字及书法艺术上，都有极大的影响，许慎编《说文解字》十五卷，即以“小篆”为主要文字依据。故知小篆是一切篆体的正轨，学书法者，不可轻之。
隶书
隶书是由古文篆文渐次演变而来，据说是秦人程邈所创。隶书又分"秦隶"与"汉隶"。"秦隶"结体浑圆，相近与篆文，多用方笔，又称之为"古隶"。"汉隶"世人又称为"八分"体,变圆曲为方直，结体宽扁，逆笔突进，波磔呈露，此种字体，因演变成於汉，故称为"汉隶"。
古隶,自秦至西汉，乃至东汉初，为"古隶"通用时期，传世碑刻文字，有秦量、秦权、汉代陶陵鼎盖铭、鲁灵光殿走刻、五凤二年刻、莱子侯刻、祀二公山碑、开通褒斜道刻等。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下图），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 隶书的方向推进。
汉代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 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
后汉二百多年间，是"八分"体的全盛时，在此期间，所有碑碣，多采"八分"字体，数不胜数。传世的拓本约有一百余种，东汉年间的碑碣。如石门颂、乙瑛、礼器、孔宙、华山、史晨、西狭颂、熹平石经、韩仁、尹宙、曹全、张迁诸碑，这些碑的字体，有纵长茂密者、有宽平疏落者、有朴茂雄万者、有骏爽疏宕者、有高浑凝整者、有华艳秀丽者、有丰厚 温润者，无不各极其态，琳螂满目，蔚为大观。但如仅就"八分"规矩来说，应以乙瑛、史晨、曹全诸碑较为严谨,西狭、张迁（下图）、石门颂为隶中的篆、楷、行三体代表作。以上诸碑，皆为世人所爱临习。
草书
草书是中国文字最为简约的书体。草书的起源，亦如行书，或其他书体，无法确指始于何时。史记说：“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于。”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话，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因为起于草稿的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 而为草书。但此种草书，仅能说是古篆（当时使用的字体）的草稿，真正草书的开始发现，则始自汉初，其演变过程，自应是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体了。
章草 是隶书速写而成，故源出于隶。传说为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创。宋赵彦卫云漫钞说：“宣和，陕古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发夫讨叛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草。今考之既用于檄，则理容施于章奏。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故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繇去隶未远也。”此说章草因通於章奏得，其说较为可信。
“章草”字体，虽已“隶书”简约，但仍略带波磔，若从汉初木简书迹（上图），可见初期的“章草”，实际上就是应急的粗率“隶书”变体。故其笔法与结体，无一定规范可循，一直到了东汉的张芝，章草字体，才臻成熟，至魏晋而登峰造极。其中著名的书家，如魏时的韦诞、吴时的皇象、晋时的索靖，都称为一代章草的宗匠。
“章草”传世的法帖，计有史游《出师颂》、《淳化阁帖》中张芝书、皇象所书《急救章》、索靖的《月仪帖》等。虽传刻至今，但法度端凝，体势坚劲，有独立自强之特，仍足供为后人临摹研究的最佳资料。
“章草”的笔画略带隶书的波磔，而字字独立不相连带；利用符号，一笔万同，是汉隶行书之变体。
今草
即现今所通行的草书，通称为草书，传说为後汉张芝（伯英）所创始。韦诞说：“芝学杜度，转精其功，可谓草 圣，超前绝後，独步无双。”张怀 《书断》说：“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实，父子继能。伯英得崔杜之法，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笔脉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未，世称一笔书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又说：“章草之书，字字别。张芝变为今草，上下牵连，或上字之末，而为下字之上。呼史游草为章草，因伯英草而谓今草也。”由是而知，“今草”与“章草”不同之处：章草字字独之，系速写隶书而成，而“今草”则省去“章草”的波磔，上下牵连，是速写“章草”而成的。于右任先生标准草书自序说：“其为法：重形联，去波磔，符号之用加，使转之运益；大令所谓穷伪略之理，极草之致者，最为得之。”按“重形，去波磔。”二语，可说是“今草”的特征，也是“今草”益趋简捷的所在
“今草”书体由后汉张芝创起，至东晋而达完成的境界，尤以王羲之父子，最擅此体，其姿态之美，变化多端，真是妙不可言，已达到登峰造极之绝妙佳境。
“今草”传世的法帖，自后汉的张芝，东晋的王羲之及历代的大书家，兼擅草书，故法帖书迹，流传极多，指不胜屈。初学草书者，几乎不知由何入手。上图为唐孙过庭〈书谱〉卷上。
今草虽出自二王，但到张旭、怀素却能摆脱魏晋传统的草法，创出新面目，于今草体格之外，益加狂肆，将今草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以狂草著名于世。
“狂草”的得名，据传是由于张旭，他每次作书前，多酒引发情绪，或助自然界的现象来触发灵感，醉后呼叫狂走，再下笔作书。世人以张颠呼之。而怀素在他所书的《自叙帖》（左），曾引李御史丹云：“昔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谁曰不可。”由上可知，“狂草”，一方面是由于所书时的疾速与诡奇，一方面是张旭、怀素所表现出来的颠狂态度而得。
本来草书是足以表现个人的性灵、气度、学养与创造新的意境，但狂草的诡奇疾速、恣意纵横、用笔之活、变化之能，于意境更多所启发，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形容张旭草书说：“喜怒、困穷、忧悲、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欲草书焉发之。于物，见于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於书。”草书到此境界，己经心物一如、神而化之，完全脱离了实用意义，是一种纯粹的高度的艺术形式。历代狂草大家还有黄庭坚、祝允明、王铎、傅山等。
草书对一般人是难以辨认的，对于书写的文字既不能完全了解，又 何从欣赏？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汉字以点线组合，各种形态的点线，结合成千变万化的图形，以不同速度书写的点线，犹如一串音符，高低转折，抑扬顿挫，欣赏书法，就如聆听乐曲中的旋律与节奏。草书比起其它字体，书写空间的排列、点线的对应，更能自由的发挥，也就是草书最能表现书法艺术的精神。
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本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 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後，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
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如后：
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社会，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
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
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
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锺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
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
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 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
小字为古代日用必需的书法，以前科举应试时，阅卷的人大半是先看字，然后再看文章。字如不好，文章再好也要受影响。朝考状元、翰 林，尤注重书法。是故凡状元、翰林的小字，都是精妙的。一般读书，也都善写小字。如今硬笔盛行，用毛笔写小字的人不多，但用硬笔临写小楷字帖有事半功倍的明显进效，因此想写好硬笔字，不妨找本好的小楷字帖，加工练习。定能打下坚实基础，裨益终身，受用不尽。
小楷字帖甚多，传世的墨拓中，要以晋唐小楷的声名最为显赫。其中通常包括了魏时锺繇的宣示帖，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等。还有元赵孟俯、明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迹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范本。
行书
行书的起源，相传有两种说法：
一、据张怀 《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由是说而知：“行书”是“正书”转变而成的。
二、据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云：“锺繇书有三体： 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河东卫凯子 ，采张芝法，以凯法参，更为草稿。草稿是相闻书也。”由是而知行书亦称行押书，起初当由画行签押发展而来。相闻者，系指笔札函牍之类。
行书的优点：张怀 《书议》说：“行书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草行”《宣和书谱》亦说：“自隶法扫地，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之间者，行书有焉。”行书既没有像正书那样规矩繁难，也没有草书那样狂放难认的弊病，因具有“不拘不放，易认好写”的优点，所以笔札函牍，皆使用，兼以古今人学书，亦特别重视此体。久之已成为在社会上流行最普遍，在日常生活中最切实用的字体。在应用价值上来说，算得是最伟大的。故能自后汉相传至今，历久而弥新。
马书
马书，亦称马体、马书体、马体书法，为当代书法家马永安所创。马书，是在继承传统书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书体。与传统书法对比，六个标准，有五个标准完全区别于传统书法，是一种全新的概念和书体。
马永安，1956年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74年参加工作，81年大学毕业留京工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广电部和文化部等单位做记者编辑工作，并担任过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和中国亚视书画院等艺术社团的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职务，其间发表过文学作品、书画作品若干。于2002年发表《马永安发现方周率》，2003年撰写《SARS克星PH值》。2003年后，主要从事书画创作、研究与教学，并负责书画艺术的日常管理和行政工作。2005年被聘为华夏艺术学院教授，2006年被聘为南昌滕王阁词赋研究所顾问，2007年担任中国书法艺术家协会秘书长兼副主席，中国美术艺术家协会副主席，2008年担任中国艺术收藏家协会会长、龙顺成美术馆馆长，2009年担任中国书法艺术家协会执行主席。2009年7月，马永安的书法，被中国书法新天地研究中心命名为“马氏书法”，并入编《现代书谱》。2010年2月13日，马永安的书法经过专家论证认定，通过并获得中国国家版权局办法的登记注册证书，正式被命名为《马体书法》，成为继中国书法行书体、草书体、隶书体、篆书体和开书体五种书体之后的第六种书体——马体。马体书法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这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也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马体书法的结构，以正书为基础，侧书（以前没有这个提法，是相对正书而言）为辅助，正侧互用，生动鲜活。传统书法，楷书是楷书，草书是草书，正侧分明，略显呆板。
马体书法的取势，左高右低，取顺势，舒展流畅，符合主流审美取向，更吸引眼球，为之一振。传统书法，几千年不变，都是左低右高，取的是逆势，有受阻之象，不顺畅，不符合人类憧憬美好的审美理想。
马体书法的运笔，停顿少无折笔，运用篆书草书的笔法，顺势运笔，流畅自然，毫无做作，开拓了书法艺术更广阔的审美空间。传统书法，因为运笔取逆势，只能用折笔才能完成书写，折笔多起笔多，缺少柔顺。正书过刚过死，草书有走另一极端。这些，都不符合传统的哲学思想，根本上违背了主题的审美意识。
马体书法的点画，变化丰富，与传统书法相比，反其道而行之，更是一种发明和创造。马体书法，入笔盘笔，细如纤丝，笔锋在外。收笔若轻若重，轻若毫发，重若阵云，万毫齐发，收笔不收锋，势如破竹，痛快淋漓，一泻千里，给人愉悦之感。传统书法，千古一法，欲右先左，欲上先下，无往不收。人人固守因袭，毫无生气。
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讲，“善书者，得一笔足以”。马体书法，从结构、取势、运笔和点画，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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